他曾经来过，亦从未远去——馆藏档案中的吴石将军印记

馆藏档案显示，早在1935年吴石就到过北碚缙云山下的北温泉，应该也登过缙云山。1935年9月18日，卢作孚给黄子裳去信，称“中央陆军大学教官萧其昌、吴石两先生此次因公莅川，亟思到碚一游，特函绍介。到时请兄接待并导往各事业机关参观，毕后并请派船送至温泉为盼”。当时的北碚，在多年担任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简称“峡防局”，为北碚管理局前身）局长的卢作孚的治理和主导下，市政、交通、教育、科研、工业、农业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在重庆乃至川内已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吸引了不少外地机关、团体、学校前往参观学习。当时卢作孚不仅是峡防局局长，还是中国西部科学院（设在北碚）院长，同时又是民生公司创办人并任总经理；黄子裳是峡防局政治主任兼中国西部科学院附设博物馆主任。卢作孚写信时可能不在北碚，而在合川的民生公司驻地办公，因此，写信使用的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用牋”。至于卢作孚如何得知萧其昌、吴石两先生“亟思到碚一游”，是“两先生”与卢作孚直接联系的，还是通过某机构、某个人介绍的，在档案中未能找到线索。

1935年9月18日，卢作孚为安排接待萧其昌、吴石“到碚一游”给黄子裳的信（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信中所称“中央陆军大学教官”，实则只是吴石的兼职（1934年秋至1937年夏兼任中央陆军大学教官），他当时的实际职务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处少将处长。其中“温泉”，即是当年卢作孚着力打造的“嘉陵江温泉公园”，后称“重庆市北温泉公园”。其中提到的萧其昌，是吴石的同乡（福建闽侯），与吴石有着同样的留学日本陆军大学的经历，此时又同在中央陆军大学担任教官，但其年龄与资历比吴石老一些，于1938年去世。至于“两先生此次因公莅川”是因何公事，详情不知，有可能与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赴川事宜有关。

吴石于1945年4月到职军政部，在重庆履职一年有余

馆藏《军政部各署厅处局科长以上主官佐属现职录》显示，吴石于1945年4月到职军政部任主任参事，位居部长陈诚、政务次长林蔚、常务次长俞大维之后，为当时军政部第4号人物。其“编制阶”和“现阶”为“中将”，“官位”为“陆军少将”，别号“虞薰”，籍贯“福建闽侯”，“生年月日”为“前一六、九、一五”，曾就读于“保定三、砲，日本陆大”，历任“处长、参谋长、副总司令”。其中，“前一六、九、一五”是指出生于民国前16年（1896年）9月15日，这与现有的一般记述有些出入；“保定三、砲，日本陆大”是指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和日本陆军大学（具体为日本陆军大学中国将校班第六期毕业）；历任“处长、参谋长、副总司令”具体是指吴石之前在多个军事部门担任过处长，后又担任过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

1945年9月26日编制的《军政部各署厅处局科长以上主官佐属现职录》（表册第1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此次吴石到职军政部，是他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第一次在抗战大后方任职，此后他在重庆工作和生活历时一年有余，直至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才离开。

吴石与杨绰庵有过书信往来，事关凯旋路市政交通问题

根据馆藏档案，1945年，在军政部新建大楼施工过程中，工程承包方在“凯旋路外交部行人道旁”搭建“临时办公房”，导致“有碍交通”，引起各方不满。时任重庆市政府秘书长的杨绰庵“私函”吴石，以期询明情况。吴石于1945年7月12日回信杨绰庵，称：“经询明本部总务厅管理科，……该楼系承包本部新建大楼工程之馥记营造公司所建，乃为施工时用作临时办公房者，俟本部大楼完成后即行拆除。又该公司建此办公房时事前并未与本科（指总务厅管理科）洽商，是项楼房如有碍市政，尚请贵府迳与该公司交涉，……专此奉复，敬希詧照，顺颂暑祺。”杨绰庵收到此信后，即去函重庆市工务局并附上吴石的信，要求尽快核查办理。重庆市工务局经与馥记营造厂交涉后发出正式通知，责令其“限期自行拆除并注意承办工程应切实退足计划路幅”。

1945年7月12日，吴石为军政部新建大楼承包方搭建“临时办公房”“有碍交通”情况回复杨绰庵的信（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当时吴石作为军政部主任参事，主要职掌军政部军事政策文件的拟订和审议等事务，并不直接掌管后勤、基建事务，因此，杨绰庵采用非正式的“私函”方式与吴石联系（说明二人之前有一定私交），而吴石的回信也是侧重转述所询明的情况。

吴石住宅安装电表，军政部总务厅为此颇费周折

根据馆藏档案，1945年9月11日，军政部总务厅去函重庆电力公司，称“本部主任参事吴石现住黄家垭口捍卫新村精诚联谊社对面新建房屋内办公，拟请装置电表，以利工作”。9月14日，重庆电力公司回复称，“新户用电奉命须经重庆市工务局核准方能装接，现本公司各厂机炉负荷日重，管制尤严，承嘱一节请先向局函洽”。9月17日，军政部总务厅又去函重庆市工务局，申请核准办理。重庆市工务局经派员核实后，于11月27日回复军政部总务厅，称“吴参事系在贵厅办公，已装有电表，至其住宅系在捍卫新村109号附2号，如若在住宅装表，核与定章欠合，歉难照办”。而重庆市工务局在军政部总务厅的去函上批注的办理意见是“住宅暂缓”，说明此事不是不办，而是暂缓办理。至于之后是何时安装到位的，在档案中未能发现相关记载。

1945年9月11日，军政部总务厅为吴石“办公室内”安装电表给重庆电力公司的公函（第1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实际上，当时国民党高级官员寓所安装电表之类事务大多是由公家打理（在档案里亦多有呈现），而军政部总务厅以“办公”名义为吴石申请电表，只是为了尽快安装到位，既“以利工作”又方便生活，于公于私都是合乎情理的。

吴石曾居住于“黄家垭口……”，就在今天中山一路与捍卫路的交汇处附近

在上述办理安装电表的往来函件中，可以确认的是，吴石1945年到职军政部后在重庆曾居住于“黄家垭口捍卫新村精诚联谊社对面新建房屋”即“捍卫新村109号附2号”。另外，当时重庆市工务局职员在核实电表安装地点过程中还留下吴石住宅地址的字条，标注为“捍卫新村精诚社对面黄色新房子（约在109号特一号隔壁）”。

当时重庆市工务局职员在核实电表安装地点过程中留下的吴石住宅地址字条（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其中的“黄家垭口”，虽然在今天的导航等地图标识中已经找不到，但根据实地走访和当地群众的一致回应，其位置就在今天中山一路与中山一支路的交汇口；而“捍卫新村”则是当年捍卫路（建于上世纪40年代初）的派生地名，在上世纪80年代还存在，就位于今天捍卫路周边区域。至于“精诚联谊社”与捍卫新村的“109号附2号”，目前已无法考证其具体坐标。不过，综合“黄家垭口”与“捍卫新村”进行推断，仍可得出，当年吴石住宅应该就在今天中山一路与捍卫路的交汇处附近。而从此位置往民生路方向走一刻钟左右，就可到达朱枫烈士曾经投身革命工作的地点即珠江食品店（位于当时民生路186号，紧挨着当时民生路208号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生路183号的新知书店）。只不过，朱枫在吴石到职军政部前一年即1944年就离开重庆到了上海。

今天中山一路与捍卫路的交汇处场景，吴石旧居就在此附近（拍摄位置即处于“黄家垭口”）作者拍摄

实际上，在此之前，吴石的眷属就曾经定居重庆。根据已有公开记述，在1937年南京失守前夕，吴石让妻子王碧奎带着孩子迁往重庆，在长江南岸一座德侨别墅租了两间房居住。当时吴石长子吴韶成就读于设在重庆南岸海棠溪的南京东方中学（由南京迁来）。而吴石本人则随军行动、对日作战，从南京到武汉，再到桂林，直到1939年末，其眷属才从重庆迁到桂林。之后，吴石调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又安家于柳州。1944年10月，日军对桂林、柳州形成合围之势后，吴石又让其眷属撤往大后方，再度到重庆安家。因此，在1945年4月吴石到职军政部时，其眷属应已先行落居重庆。

吴石任史政局局长直到1949年6月，曾两次安排聂曦赴榕处理“迁闽资料室”事务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的1946年6月，“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会（包括军政部）撤销，改组为“国防部”，“国防部”下设史料局，任命吴石为首任局长。1947年4月，史料局改为史政局，吴石仍任局长。据相关记载，吴石是在1948年底接到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命令的。那么，吴石在接到调令后是否就卸任了“国防部”史政局局长？馆藏档案显示，他不仅没有卸任，而且还一直干到了1949年6月。因为从1949年初到同年6月底，“国防部”史政局向“国防部”预算局多次报送相关工作经费预算，落款皆是“局长吴石”。而且，在《国防部史政局三十八年度六月份现有官兵名册》中，仍载明吴石为“中将局长”。在6月28日，“局长吴石”向预算局报送“国防部”图书馆“编并”入史政局后相关官佐眷属疏散费预算时，所附官佐名册的落款处开始出现“代局长蔡重江”，说明此时已处在职务交接的临界点。在1949年7月5日，史政局向预算局报送相关预算时，正文落款处才正式出现“代局长蔡重江”。

1949年6月28日，史政局向预算局报送“国防部”图书馆“编并”史政局后相关官佐眷属疏散费预算的代电正文（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在史政局向预算局报送预算的相关材料中，多次出现时任史政局总务组中校组长的聂曦，其中有两次涉及赴闽处理“资料室”事务。1949年2月9日，在“局长吴石”向预算局报送的史政局2月份公差旅费预算安排中，吴石本人计划于2月18日“赴闽视察本局迁闽资料室业务”，总计“出差六天”，“由沪飞榕”、“在榕公毕返穗”（当时“国防部”史政局应该已经部分地从南京迁至广州办公）；同时，安排聂曦“随局长赴闽，办理本局迁闽资料室一切总务应补充及修葺事宜”。3月25日，在“局长吴石”向预算局报送的史政局3月份公差旅费预算安排中，拟派聂曦“赴福州料理关于资料室人员经理及庶务等项”，“因在闽人员来电告困急”，“待乘机前往”，计划“出差七天”，“由穗至福州”“往返”。

1949年2月9日，史政局向预算局报送2月份公差旅费预算的代电（第1、2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吴石在史政局局长任上颇有作为，且与重庆有着密切联系

当年的“国防部”史料局、史政局主要负责国防军事史料、文献的搜集、保管、整理与编纂出版等事项，有些类似于我们档案部门的“收管存用”业务。

馆藏档案显示，吴石在任该局局长期间，曾发布《征集抗战史料启事》，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开展征集；制定《国防部史政业务处理纲要》《资料室图书资料借阅规则》，规范和强化内部管理；出台《编译著述奖励实施细则》，集合各方力量投入抗战史料的研究著述……同时，该局与战时首都重庆保持着尤为密切的联系，跟驻渝机关、厂矿、学校有着不少工作往来（馆藏中存留着不少以“局长吴石”落款的史政局公函以及相关回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局对未迁南京、留在重庆的“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及其改组后的中日战史校讐组还先后履行业务指导与直接管理职责。比如，在史政局1949年3月份预算安排里，吴石就计划派遣人员乘机由穗赴渝处理“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的账务问题。

1946年12月24日，重庆市钱商业同业公会奉市政府、市社会局等机构通知而印发的《国防部史料局征集抗战史料启事》（第1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1948年3月11日，史政局为核编抗战军人忠烈录相关事宜给重庆市政府的公函（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吴石曾短暂兼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正是此时获取长江江防绝密情报

根据馆藏档案，1949年4月3日，“国防部”于广州正式“核定”印发《国防部人事命令》，免去吴石“原任级职”“兼总统府第三局中将局长”，生效日期为1949年3月1日，并在“备考”处注明“专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但也未明确免去“国防部”史政局中将局长职务。吴石在众多任免人员中军衔最高，是唯一的一个中将，因此排在所有任免人员首位。

这份命令明确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吴石在1949年3月1日前一段时间曾兼任“总统府”第三局中将局长，这是目前所有公开记述中从未提及过的。根据现有公开资料，俞济时是1948年5月开始担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于1949年1月便跟随下野的蒋介石退居溪口，而在1949年2月已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因此，吴石应该是接替俞济时的“总统府”第三局局长职务。并且，吴韶成在其回忆文章中也提及，在1949年2月其父亲吴石曾被李宗仁代总统从福州电召回南京，“拟调任总统府参军长之职”（可能记忆偏差，实则为调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之职）。至于这份命令为什么是1949年4月3日“于广州”印发，那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已岌岌可危，南京国民政府核心军政机关已部分地迁驻广州。而“专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的命令实则并未马上落实到位，吴石在此之后一段时间还在“国防部”史政局局长任上。

1949年4月3日，“国防部”于广州正式核定印发的《国防部人事命令》（第1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当时“总统府”第三局也叫军务局，主要掌理有关军事命令的宣达、文件的呈转及其他有关军务事项，是掌握着核心军事机密的要害部门。而吴石在该局兼任局长的时间点，也正是他为我党传递国民党军长江江防军事情报的那个时间。根据现有公开记述，在渡江战役开战前夕的1949年3月，吴石冒险亲自到上海，向我党地下组织（具体联络人为何康，系吴石好友何遂之子）提供了“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等一组绝密情报，其中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细致到团一级。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人从崇明岛辗转将情报送到苏北解放区，递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后来回忆称，吴石提供的情报让解放军确定了渡江主攻方位，“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没有这份情报，渡江要多付十倍伤亡”。而一般认为，当时吴石是利用自己“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身份获取的情报，其实这种说法比较牵强，毕竟史政局掌握的情报是相对滞后的，因此，更大可能是他利用了“总统府”第三局中将局长职务之便。

吴石曾给顾祝同写过两份“签呈”，其中提及重要机密资料文物运台事宜

根据馆藏档案，在1949年4月至6月期间，还在“国防部”史政局局长任上的吴石，至少给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写过两份“签呈”，落款均为“职吴石”，并钤“吴石之印”个人印鉴。一份是4月18日“为本部图书馆携眷来穗官佐（眷属现住部内）乞核发房租补助费由”而写的签呈。当时“国防部”图书馆由史政局负责“指导监督”而并非直接管理，对于其“携眷来穗官佐”未能享受到应有的房租补助费，吴石为此专门签呈上级申请解决，这体现出吴石对下属同仁切身困难的体恤和关心。

另一份是6月20日“为本局存闽穗重要机密资料文物奉准迁台保管由、蔡重江等押运该员等薪津拟请自七月份起准按台湾区给与支给乞示遵由”而写的签呈。该签呈注明“驻地”“燕塘”，此乃“国防部”迁往广州的驻地，具体在燕塘军校，说明当时吴石和史政局也在此办公。吴石在签呈中称，“本局存闽之重要机密军事珍贵文物计二百余箱、存穗重要战史军事史及一部机密史料编纂稿件等计七十箱，先后奉准迁运台湾保管，并派原存闽保管资料张吉辉押运，在穗部分由蔡重江率官三员、士兵二名自穗押运赴台”，并请示相关赴台驻留人员薪津发放事项。而顾祝同直到10月上旬才作出“批答”（发给“史政局蔡代局长”），称“查该局现已裁撤（系指史政局缩编为史政处），所有住台人员薪饷拟照台湾给与支给一案俟整编完竣再行核议”。

1949年6月20日，吴石为军事资料文物运台及驻台人员薪津事宜给顾祝同的签呈（第1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吴石签呈中提及的从广州运台“重要战史军事史及一部机密史料编纂稿件等计七十箱”，在现有公开记述中尚未能见到。而其中提及从福州运台“重要机密军事珍贵文物计二百余箱”的相关情形，却有着大量公开记述。当年“国防部”计划将史政局保存的500余箱重要军事档案史料直接撤运至台北，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由将其移存福州。1949年5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国民党当局电促吴石将其悉数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部分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重要机密”第一批运台。随后，他密令原史政局总务组长聂曦和亲信参谋王强将余下298箱档案史料连夜转藏至福建省研究院书库之中，并亲自拜托该院院长、挚友黄觉民协助妥善保护。1949年8月14日，吴石接到蒋介石急电，命其即刻赴台。临行前，他密召王强，嘱咐其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8月17日，福州解放，随后298箱重要军事档案史料顺利移交解放军。以上公开记述与吴石签呈内容在有关时间节点、档案数量等方面相互印证。

在该签呈呈报后不久，吴石即彻底卸任史政局局长而“专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自此便拉开了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的剧幕。电视剧演绎的是吴石赴任福州及赴台后开展隐蔽斗争的故事，而本文所述档案记载的是吴石赴任福州之前的相关史实片断，二者相互补充与映衬，让吴石的故事更加丰富而饱满、形象更加鲜活而真实。

回望吴石将军一生，最该被铭记和彰显的，是他于抗日烽火中倾尽智谋、力御外侮，坚决抗击日本侵略的肝胆热血；是他于解放战争中胸怀家国、匡扶大义，献身人民解放与祖国统一的赤诚忠勇。这种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正是我们今天排除外部干扰、打击“台独”势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力量之源和底气所在。

往事历历在目，印记灼灼如新。吴石将军等革命先烈，虽已定格于历史长卷，但却从未远去——他们仍在身边，近在眼前，并始终陪护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一路披荆斩棘、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