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重庆，一座山水交融的雄奇之城。巴山渝水，勾勒出它的身形；文脉绵长，积淀下它的灵魂。三千年的沧桑与荣耀，滋养出独特的巴渝文化：大足石刻的摩崖造像，镌刻下千年的信仰与匠心；钓鱼城头的战鼓余音，追念着孤城抗元的铁血忠魂；白鹤梁的千年题刻，蕴藏着江水涨落间的岁月密码；湖广会馆的飞檐翘角，承载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往事……这些闪耀于历史星河的文明印记，成为重庆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地标。自即日起，《中国档案报》推出《寻踪觅迹·巴山渝水》专栏，依托重庆各级综合档案馆中保存的珍贵档案，挖掘山城文化地标背后的生动故事。让我们循着档案的指引，漫步于巴山渝水之间，在一步一迹中，探寻历史根脉；在一字一图里，感受新时代巴渝文化焕发出的灼灼光华。

在重庆市大足区境内，静立着始凿于初唐永徽年间，历经晚唐、五代，盛于两宋的大规模石刻群。这141处摩崖造像，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堪称“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1999年12月，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目前重庆地区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证书（大足石刻研究院藏）

深山藏瑰宝

1945年春，在重庆北碚的中国学典馆内，馆长杨家骆审阅着即将付印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当读到大足境内的北山、宝顶山、石门山等地的摩崖石刻时，这位久研文史的学者心头一震——明代《蜀中广记》中曾提及此地石刻，却从未被主流学界关注。于是，他迅速联络马衡、顾颉刚、何遂、傅振伦等15位著名学者，组建“大足石刻考察团”，共赴大足探寻石刻之实况。

当年4月，考察团几经跋涉抵达大足，不顾路途劳顿，立刻投入工作：或手持标尺测量造像部位，或在碑刻前辨识铭文，或挥毫摹绘像饰，或鉴定时代、编制窟号。在7天时间里，他们踏遍北山、宝顶山的每一处崖壁，拍摄照片200余张，摹绘图像200余幅，拓印碑刻100余通。

考察中，无数惊喜接踵而至。北山石刻的韦君靖像与碑刻，填补了新旧唐书及五代史的记载空白；观无量寿佛经变雕刻精致绝伦，古文孝经碑被马衡称为“寰宇间仅此一刻”；转轮经藏窟造像妙丽庄严，被学者们誉为“除敦煌壁画外实无其匹”。而宝顶山石刻更令人震撼，这座由南宋高僧赵智凤历时70余年主持开凿的密宗道场，规模宏大、系统完整：牧牛图中十牛十童姿态各异，千手观音鬼斧神工，地狱变相奇谲幽怪，圆觉洞造像完整如新。考察团认为，“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

考察团的研究成果通过《大公报》《中央日报》的连续报道传遍全国，“大足石刻”这一名称也因这次考察正式定名并沿用至今。杨家骆更是对这片石刻一往情深，1947年，他在《文物周刊》连载《大足石刻考察团记略》，在《环球画报》刊发石刻图片，让这处“史失其载”的瑰宝走向公众视野。1965年深夜，他重写旧作并易名《宝顶梦游》，字里行间满是对石刻的眷恋：“那峡谷内，仰视着这一千五百多躯伟大的石刻佛像时，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1990年，已是暮年的杨家骆仍致信大足石刻管理机构，表达“拟再作大足之行”的心愿，却终未如愿。

古迹焕生机

新中国成立后，大足石刻的保护迎来新的契机。1952年11月12日，大足县政府决定成立大足县文物保管委员会，并下设石刻保管所。曾任保管所负责人的陈习删，耗费心血撰写了17万余字的《大足石刻志略》。1955年，县政府将其油印80余册，分发至各单位及专家学者以广泛征求意见。这部考据严谨的石刻专著，凝聚了老一辈学者的心血，为大足石刻的后续保护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石。

1955年，《大足石刻志略》（草稿）征求意见函（重庆市大足区档案馆藏）

1961年，国务院公布北山、宝顶山摩崖造像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南山、石篆山、石门山及北山多宝塔也被纳入保护范围。迄今，已有75处石刻造像点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大足石刻正式对外开放，而涉外开放的序幕，则是由一位加拿大学者的来访悄然拉开。1980年2月20日，受聘于四川外语学院的语言学家斯徒尔特夫妇，在重庆市外事办翻译陪同下抵达大足。次日参观宝顶山石刻时，斯徒尔特被造像的艺术魅力所深深折服，连连惊叹：“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他郑重地表示：“这是我有幸在中国所访问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历史胜地之一。”

1986年1月31日，在蒙蒙细雨中，邓小平一行来到宝顶山。当听到“父母恩重经变相”的孝道故事讲解时，小平同志连声赞叹：“这是中国的了！这是中国的了！”这句朴实的评价，精准道出大足石刻的民族特色与文化灵魂。

盛誉满全球

1986年，大足石刻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虽最初仅为“候补的候补”，但申遗之路就此开启。申报过程中，工作人员面临着艰难抉择：是仅以石刻规模宏伟的宝顶山申报，还是纳入更多石刻点？经翻阅历年考察档案、保护记录与研究成果，大家发现北山的观音造像、南山的道教题材、石门山的佛道相间、石篆山的儒释道三教融合造像，共同构成了大足石刻的完整体系。最后，申报人员决定以“五山”联合申报。这一决策充分彰显了大足石刻的深厚内涵，后来也被证明是明智之举。

1999年12月1日，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摩洛哥拉巴特传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大足石刻以三项核心价值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美术价值之高，风格题材之多样化，代表中国石刻艺术最高水平；佛教密宗与儒道文化三教合一，首次形成了影响很大的三教和睦相处现象；生动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特质。这份世界遗产证书，见证着位于重庆的东方石窟艺术瑰宝正式走向世界。

如今，大足石刻已成为海内外游客向往的文化胜地。崖壁间的造像与研究院、档案馆里的档案，共同“诉说”着大足石刻从尘封山崖到举世瞩目的历程。

作者：李小强 李小琴 秦甫燕

（作者单位：大足石刻研究院、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大足区档案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6年1月16日 总第4392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