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巴山苍苍，渝水泱泱，钟灵毓秀，文脉绵长。重庆，雄踞长江与嘉陵江交汇之地，激荡着巴渝文化的千载回响，镌刻着先贤志士的绝代芳华。他们或振臂高呼，点燃革命星火；或兴办实业，撑起民族脊梁；或以笔为炬，点亮暗夜微光；或潜心科研，造福一方桑梓。他们用担当为笔、热血为墨，在岁月长卷中写下璀璨夺目的华彩篇章，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人文财富，刻下永不褪色的渝州印记。

为赓续巴渝文脉，传承先贤风骨，《中国档案报》文化版特别推出《人物·渝州印记》专栏。依托重庆市档案馆珍藏档案，循着贺绿汀、陈望道、孙寒冰、竺可桢等人在山城的足迹，回望他们亲历的时代风云，追溯山域的发展脉络，以历史照进当下，让精神薪火相传。期待与您一道，在文字与档案中，触摸重庆的文化根脉。

1939年的重庆，刺耳的防空警报时常划破天际。在位于合川县草街镇古圣寺的育才学校里，贺绿汀仍在认真教授孩子们辨认五线谱。抗战时期，这位曾以《牧童短笛》刻画了完全不同于西方风格的中国田园音画的作曲家，不仅在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旗帜下，培养出一批接受系统训练的音乐幼苗，更在《嘉陵江上》的创作中，完成了从静谧抒怀到悲愤呐喊的风格涅槃。一段培育音乐人才的传奇，正伴着山城的江风与烟火，缓缓铺展开来。

辗转入渝

贺绿汀（1903—1999），出生于湖南邵东一户贫苦农家。1923年秋，考入岳云学校学习绘画和音乐。两年间，他不仅掌握了新知识、新技能，还确立了自己的音乐理想。23岁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入狱近两年。1931年2月，贺绿汀在其三哥贺培真的接济下，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音专”），遇到恩师黄自，就此翻开人生新篇章。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上海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笼罩。贺绿汀怀揣音乐报国之志，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救亡演剧队一队，辗转各地宣传抗日。后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他被派往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不久，日军侵占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停办，他被迫逃亡，于1938年5月抵达武汉。

经国立音专同学巫一舟介绍，贺绿汀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要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科长兼该厂中国合唱团总干事。8月，因战事逼近，贺绿汀携家人随电影制片厂一同内迁重庆。在这座当时汇聚了全国文化精英的城市，贺绿汀以音乐为武器，继续进行文化抗战活动。

江畔战歌

当日寇的飞机日夜不停地轰炸重庆时，贺绿汀力图用音乐唤起民众抗日的激情，他发出号召：“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全体动员起来，把音乐变成武器，去武装千万个同胞，动员千万个同胞，为驱逐日本强盗而英勇抗战。”

在重庆的日子里，贺绿汀的个人创作达到新高峰，谱写了《中华儿女》《垦春泥》《还我河山》等著名歌曲。同时，他努力团结音乐界人士，壮大文化抗战力量。1938年12月25日，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音协”）成立大会在川东师范学校举行，贺绿汀、盛家伦等39人当选理事。在他们的带领下，音协为动员民众抗战、坚定必胜信念，积极开展音乐活动，如组织大合唱、协助建立民众音乐团体等等。此外，贺绿汀还以“负责人”的身份活动于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扩大音协的影响力。彼时的重庆，抗战音乐创作与演出活动如火如荼，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斗志。

1943年重要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名单载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负责人为贺绿汀、刘雪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1939年春，贺绿汀读到散文诗《嘉陵江上》颇为动容，决定将其改编为歌曲。这首诗是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籍作家端木蕻良从东北流亡至重庆后，脑海中翻涌着对家乡的思念、对敌人的憎恨时奋笔写下的。然而，作曲的过程并不顺利，贺绿汀经常独自徘徊在嘉陵江边，揣摩着作者寄托在诗文中的情感，在六易其稿后，终于创作出独唱曲《嘉陵江上》。这首歌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战场，成为中国音乐史上抗战题材艺术歌曲的代表之一。

一念而决

战火连绵，许多贫苦孩子和难童的才华，因没有得到培养而枯萎。鉴于此，陶行知决心创办育才学校，希望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学校根据孩子们的不同爱好和特长，分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等专业组。1939年6月，贺绿汀应陶行知之邀，负责主持音乐组的工作。他在《音乐组的教育方针和办法》一文中谈道：“他们是一群战时儿童，我们不单要培养他们成为专门人才，而且要成为坚强的工作干部。”7月20日，在贺绿汀36岁生日当天，育才学校借用北碚北温泉小学的校舍开学，半月后搬迁至凤凰山上的古圣寺。

9月，国民政府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音干班”）在重庆佛图关成立。音干班副主任华文宪与贺绿汀不仅是国立音专的校友，还有着相似的目标——培育一批音乐干部以应战时之需。在华文宪的邀请下，贺绿汀进入音干班任教官。此后，贺绿汀每周要赶200多里路，往返于合川古圣寺与重庆市区佛图关之间，尽管路途遥远、任务繁重，他却甘之如饴。直到1940年8月，蒋介石下达手谕，要求“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面对这一要求，贺绿汀毅然舍弃了音干班的高薪职位，将更多精力投入育才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倾注心血为中国音乐事业保存火种。

育才星火

育才学校初建时音乐组规模很小，只有20多名学生，年龄在8岁至15岁之间。贺绿汀主张“音乐教育要从小抓起”，尽管办学条件艰苦，他仍坚持让孩子们接受系统的教育，用正规的教材。为了帮孩子们购买教材和乐谱，他一度遭遇了船难，险些丧生。

在育才学校，贺绿汀不仅传授学生音乐知识与技能，还重视劳动、健康等方面的教育。为了便于工作，贺绿汀一家租住在离学校半里远的徐家湾。战时衣食短缺，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带着学生们在院子里种菜，收获后分给大家。他的夫人姜瑞芝还在院子里养鸡、做泡菜，以此改善孩子们的伙食。多年后，从育才学校毕业的陈贻鑫、杜鸣心等人回忆起那段时光，曾感慨道：“就像一群孩子生活在亲爱的父母身边一样，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们的温暖。”

1940年12月26日晚，育才学校音乐组受邀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了第一次音乐演奏会，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百余名知名人士到场观看。在贺绿汀认真而严格的指导下，演出非常成功，得到来宾的高度赞扬，周恩来为音乐组题词：“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此后，陶行知每月都会安排音乐组的学生们开一场音乐会，既锻炼了学生们的能力，又可借机动员进步人士筹款支援学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庆的局势日益严峻，周恩来关心贺绿汀的安全，希望他离开重庆前往延安。为避免音乐组学生们学习中断，贺绿汀在撤离前冒险去请求范继森、黎国荃、夏之秋等著名音乐家在空闲时前往育才学校授课，学生们的学业因此有了基本保障。3月，安排好一切的贺绿汀将小提琴留给学校，告别陶行知，乘车离开了重庆，辗转至新四军军部、鲁迅艺术学院，继续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

从电影制片厂到音乐界抗敌协会，从战时音干班到育才学校，贺绿汀在重庆的足迹，勾勒出一幅战时音乐家的报国图景。那些从古圣寺里飘出的音符，那些在油灯下写就的乐谱，不仅滋养着战时国人的精神家园，更在烽火岁月里孕育着未来新中国音乐事业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