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档案馆里，有这样一组档案，这就是1947年创办的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机关刊物——《挺进报》，分别为《挺进报》第12、14、16、新2、新3、新4、新5期。泛黄的小报背后，述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过去：

 抗战胜利后，在中共南方局和四川省委的领导下，重庆出版了一种“灰皮红心”的杂志《彷徨》，有关工作人员主要有蒋一苇、刘镕铸、陈然等。1947年3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后，《彷徨》失去领导。这时的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不少人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为了让党员和进步群众听到党的声音，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陈然等人决心继续把《彷徨》办下去，隐蔽下来，以待时机，同时积极寻找党组织关系。1947年4月的一天，他们在邮箱中收到从香港寄来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如获至宝，以后每收到《新华通讯稿》就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可靠的同志中传阅。这份没有取名的油印小报引起了中共重庆市委的重视，派市委委员彭咏梧与刘镕铸接上关系，决定以无名小报为基础，出版市委地下机关报，仍由陈然等负责筹办。经商议他们将报名定为《挺进报》。

《挺进报》的旧址，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野猫溪31号，是中粮公司机器厂的一个修配车间，也是陈然的家。按照分工，刘镕铸任《挺进报》特支书记负责物品采购和发行，蒋一苇住在陈然家专职从事编辑和刻写，陈然白天是机器厂的管理员，晚上则负责印刷《挺进报》。

为避免敌人搜查，印刷不能用油印机，而是将蜡纸用图钉钉在桌上，用竹片代替油印滚筒，在蜡纸上刮印，印完后烧掉竹片，就不留下任何痕迹。

刘镕铸直接联系一批人做发行工作，有时也通过邮寄传递，但主要渠道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地下交通传递，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发行网。大批党员群众直接间接地参与了《挺进报》的发行工作，使党的声音从长江南岸传给党员和可靠的外围积极分子。      

《挺进报》前期主要刊登党中央文件、战讯和各地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息。1948年2月，根据川东临委的指示，《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以攻心为主，主要通过邮局寄给国民党军政人员。内容则作了相应调整，除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发挥对敌攻心、瓦解动摇敌人的作用，成为了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团结群众进行反蒋斗争的有力武器，但也由此引发了敌特的震怒和强力侦缉。

1948年4月，地下党员陈柏林阅读《挺进报》，被伪装成进步青年的特务发现，导致陈柏林及其上级任达哉被捕。任达哉随后叛变，间接导致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并相继叛变。

由于叛徒出卖，4月20日，陈然在家中被捕，并在其住处搜出尚未发出的第23期《挺进报》。至此，《挺进报》特支遭到破坏，被迫停刊。陈然等同志被捕后，在监狱中，在刑场上，继续坚持斗争，传播真理，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展现了共产主义者的崇高信念与坚贞气节。

《挺进报》从1947年7月开始出刊，到1948年4月被破坏，共出23期，创办时间不过数月。但在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山城,它像插入敌人心脏的匕首，撕裂了黎明前的黑暗，带来光明的希望，震撼了敌人，教育了同志，鼓舞了群众。人们争相传阅，把它看成是小《新华日报》。

《挺进报》创刊和斗争的历史，是重庆地方党史上的重要篇章，永远值得我们记取和珍惜，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启迪着我们，即使是和平年代，也不能抛弃对信念的坚持和对理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