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档案馆珍藏着一件档案，是时任青年团重庆市第四区（今九龙坡区）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罗广斌同志亲笔填写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四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档案约A4纸大小，使用蓝黑墨水填写，罗广斌填写的有142个字符，主要包括了本人的各项基本资料、入党经历、被捕和恢复党籍情况。

正如档案上所说，罗广斌，出生于显赫的地主家庭，哥哥罗广文在国民党军界权倾一方，从小被人尊称为“幺老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彷徨、迷茫，一心想脱离封建地主家庭。1944年，在地下党员马识途的帮助下离家读书，得以走上革命道路。

后来罗广斌来到重庆，从事学生运动，并在李壘的领导下参与编印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机关刊物《反攻》。在重庆，他遇到了江竹筠、刘国鋕。他写到：“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刘国鋕同志介绍入党。”从此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战友，共同走上信仰的大道。

“1948年9月在成都被捕，1949年11月27日脱险。”寥寥几字，掩盖不住背后的悲壮。在罗广斌之前，江竹筠、刘国鋕先后被捕，他们一同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他们的战场也被迫转移到了这里。

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由于他家庭的缘故，大家都不信任他。这时候，江竹筠传话说：此人可靠。他才得到大家的接纳。他自述道：“刚被捕，心里非常害怕，提心吊胆的，问了一次之后，知道老马（指马识途，罗广斌是被特务冒充马识途诱捕的）未被捕，才放心些”“现在来说，当时在通过考验时，一次比一次心情放松，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在虚心的、严格的要求自己坚定上，是有一些进步的，这得依靠监狱的教育和同志们的鼓舞。”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罗广斌和他的战友们共同战斗，临难不苟，视死如生。罗广斌被捕后，他的父亲四处托关系，多方营救；他的哥哥罗广文更是专门找徐远举放人。但罗广斌秉承着“永不叛党”的信念，拒绝低头、拒绝苟且偷生。1948年12月1日，经过艰苦环境下九个月的考验，罗广斌转正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狱中，关在同一囚室里的罗广斌和刘国鋕激动不已，像孩子似的又拥抱、又低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意犹未尽的难友们甚至在囚室里互相抱着打滚，大家用独特的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夜深了，难友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激动得难以入睡，罗广斌动情地提议大家做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到重庆解放时，打着红旗走出牢门走向新世界。大家就用罗广斌的红色被面做底，陈然的白布衬衣做五星（此说法为罗广斌狱友毛晓初回忆，还有一说五星为黄纸做成），用铁片做小雕刀，做了一面想象中的国旗，藏在地板下。罗广斌在制作好红旗后，一气呵成写诗一首《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

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出去!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在即，江竹筠、刘国鋕却先后牺牲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在“11.27”大屠杀的当夜，罗广斌策反了看守，得以脱险。出狱后的罗广斌牢记死难战友的忠告，根据狱中革命同志们的讨论总结，围绕川东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总结和《挺进报》发行出现问题带来的教训，整理写出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包括烈士们为党提出的八条郑重建议：即“狱中八条意见”。内容振聋发聩，对今天的现实仍有着极强的针对性。

罗广斌后经市委组织部决定恢复全部党籍，证明人为马识途、刘兆丰、李壘等同志。这几名同志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马识途是1938年即已入党的老地下党员，曾任川康特委领导人，罗广斌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刘兆丰曾担任中共川东特委召集人；李壘是罗广斌参与刻印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刊物《反攻》的直接领导人。

这件档案不仅是罗广斌同志本人经历的直接记录，同时反映了江竹筠、刘国鋕等红岩英烈的斗争经历，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登记表的背后，英烈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红岩精神，在字里行间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