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我们在进行新馆展览——《重庆记忆——近代以来的重庆变迁》素材收集时，于馆藏豫丰纱厂档案中意外发现了一封1940年11月20日邓颖超同志写给豫丰纱厂总经理潘仰山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仰山兄：

承赠奠仪，殊深感谢！惟先母此次逝世，除花圈挽联外，余均不敢领，故仍将原款奉还，千祈原谅为幸。专复。

顺颂

时绥！

                       邓颖超  敬复

                                      廿日”

一封短短的书信不仅让我们眼前一亮，更勾起了我们追溯历史真相的渴望，通过查阅有关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知道，邓颖超书信的背后，还潜藏着这样的感人故事：

1940年11月18日上午9时，邓颖超同志65岁的母亲杨振德女士因病逝世于重庆寓所。邓颖超携周恩来于11月19、20、21日连续3天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讣告，讣告告知各界：决定于19日上午9时举行安葬仪式。

讣告发出后，邓颖超、周恩来的一些亲朋好友，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以及重庆各界名流纷纷前往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吊唁慰问。作为战时重庆最大纱厂之一且与邓颖超、周恩来关系密切的豫丰纱厂总经理潘仰山（与周恩来系南开中学同班同学），也前往（或派人）吊唁慰问，并按时俗送去了花圈、挽联和礼金。当19日上午办完母亲的葬礼后，邓颖超同志在处理善后工作时发现了潘仰山送的礼金（当然也有可能还有其他人送的礼金），遂于20日专门写信给潘仰山，除对潘仰山前来吊唁母亲表示感谢外，还特别说明“除花圈挽联外，余均不敢领，故仍将原款奉还”并希望潘仰山谅解。这里的“原款”，我们推断应该就是潘仰山送的礼金。除此之外，我们据此还推断，其他送了礼金的人，邓颖超也应该都是一一退还了的，只是因为时间久远，没能留下历史资料而已。

邓颖超同志的这封书信，从抬头到落款，只有短短的55个字。但我们从这封约50余字的书信中，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首先，邓颖超致潘仰山书信给我们最直接的启示就是：对新时期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具有榜样和典范作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其次，我们可以从邓颖超致潘仰山书信及其背后的故事中，感受到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思想境界、高尚的品德风范和巨大的人格魅力。

第三，探寻邓颖超致潘仰山书信背后的故事，我们还可以得知，邓颖超之所以如此优秀、伟大，是因为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杨振德女士也是一位“志洁行芳、思想进步；引女自立、教女有方；追随革命、不畏风霜；关心国事、无日或忘”的英雄妈妈，正是因为有她这样优秀的母亲，才教育培养出了邓颖超这样优秀的女儿。这对我们今天倡导的家庭、家风、家德的教育与建设，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的。

在全党上下隆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今天，通过对邓颖超致潘仰山书信及其背后故事的解读，我们既能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与伟大，更能感受到红色档案的魅力与作用。这也正是我们联合举办“印记100——川渝地区档案馆建党百年档案宣传系列活动”之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