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庸生照片（来自网络）

童庸生，又名童显祚、童受祚、童鲁，1899年出生于四川巴县（今属重庆）。他是中共四川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中共重庆地委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26年《中央政治通讯（第六号）》在《四川工作》一文中称“四川现在负重责的吴杨童三同学（志）均忠实、有活动能力”（“吴杨童”指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上世纪30年代初，童庸生从苏联留学归来后，受组织派遣由沪返川，在途中失踪。1945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认定他为革命烈士。杨闇公曾在日记中称赞他，“庸生真是同人中的健者，他精神贯一的样子，在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勇于敢为、富有思想的和机变的人，不是其他许多有信仰而无实行的勇气方法的人可比拟”。刘伯承曾在写给四川省委负责人李大章的信中说，“我于1926年四川担任顺泸起义总指挥时，童庸生同志任党代表，这个同志是一个对革命忠诚、善于做宣传鼓动的好同志”。

童庸生重庆读书经历存在两种说法

有关童庸生的生平经历和革命事迹，已形成有不少著述文章和网络资讯。笔者通览之后，发现其中有关他在重庆的读书经历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

一说他就读的是巴县国民师范学校。较早持此说法的是任吾祖所撰《披荆斩棘的猛士——童庸生传略》一文（收录于《重庆党史人物第一集》，198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之后还有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四川省志·人物志（上册）》（200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兵、苏彦玲所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童庸生西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探索》（载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3期），冯兵、赵飞跃所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童庸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载于《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等。在网络平台上持此说法的更多，如果尝试使用Deep seek进行所谓智能搜索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此说法。

二说他就读的是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最早提出此说法的是张继琳所撰《童庸生烈士籍贯考》一文（载于《红岩春秋》2018年第8期），称童庸生“幼年时，随做官的父亲童吉庄（又名童裕宽）到山西，在太原读书。辛亥革命后，他回到家乡继续求学，1914年入读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之后，张继琳所撰《将热血和生命献予川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怀念五外公童庸生烈士》（载于2021年11月19日四川省情网）继续沿用此说法。

当然，还有不少文章或资讯在谈及他的求学经历时，干脆避而不谈、隐去不说他在重庆的读书经历，只提及他赴成都就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情况。童庸生是1919年即他20岁左右时才到成都读书的，那么，20岁之前他在重庆究竟有过怎样的读书经历呢？到底就读的是巴县国民师范学校、还是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作为其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难道要一直留下历史空白，抑或始终莫衷一是、未成定论？

相关线索指向童庸生就读川东师范

对于上述第一种说法，笔者发现，所有著述文章或网络资讯均没有标注或说明具有实质性考证价值的原始出处或来源，至多也是相互引用而已。而对于第二种说法，笔者发现，张继琳在《童庸生烈士籍贯考》一文中提及的《童氏族谱》《史记菁华录》相关情况为其说法提供了重要支持。为进一步探明情况，笔者联系上张继琳（童庸生表侄孙女、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系统退休高工），并与她进行了当面沟通和深入交流。

张继琳首先向笔者出示了她曾在四川大学档案馆查得的一页档案，名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一班学生一览表第一号》（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是四川大学的重要前身）。该表显示：“童受祚”，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一班学生，籍贯江北，1919年9月入校，年龄19岁，之前系“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毕业”。这份档案材料给出了“童受祚”之前系“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毕业”的清晰指向，但此“童受祚”与又名童受祚的童庸生是同一人吗？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况且，其中记载的“童受祚”籍贯江北，跟一般公开资料显示的童庸生籍贯巴县也不相吻合。

然后，她又向笔者出示了1931年续修的《童氏族谱》，其中记述了童氏家族世居地的迁移情况，同时载明童吉庄育有五子，童显祚为第三子。根据《童氏族谱》记载和张继琳掌握的上辈老人的讲述，早年童氏家族先是从湖北迁到的江北静观（今属重庆市北碚区），后来，家族中童庸生所属支系又迁居到了巴县永兴场宜家桥（今属重庆市巴南区惠民街道，见下图），因此关系，才出现了相关档案文献在其籍贯记载上的差异。但是，《童氏族谱》中也并没有载明童显祚就是童受祚、童受祚就是童庸生，又如何能建立起相互关联、如何能锁定“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毕业”的“童受祚”就是童庸生呢？

▲现位于巴南区惠民街道宜家桥的童家老宅（来自网络）

接着，她又向笔者出示了童庸生姐姐童显贞的儿子赵鹏1983年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的童庸生留有题字和印鉴的《史记菁华录》图片资料（包括当时重庆市博物馆给赵鹏出具的收藏文据）。在捐赠的《史记菁华录》中的一处空白页上，有着童庸生的一段题字：“是书置于乙卯年（1915年）仲夏月，时祚方肄业于川东师范学校第二学期也。书于川东书院西轩，时值微雨初晴，百花腾放，异香徧布，自较字字含香也”，落款为“叔新题”，并盖有印鉴为“受祚”二字（见下图）。而且，捐赠的《史记菁华录》共有六册，每册封页上都盖有印鉴“受祚”二字。以上给出的历史信息清晰可辨：（一）童庸生在题字中自称“祚”，乃是“显祚”“受祚”之自我谦称；（二）题字落款处和多处封页上盖有印鉴“受祚”二字，表明书的主人童庸生又名“受祚”；（三）题字中明确记述童庸生购置该书时（1915年夏天）正在就读川东师范学校第二学期。其中，题字落款处的“叔新”，应该是童庸生很少使用的另一个字号，按照古时“伯”“仲”“叔”“季”的兄弟长幼排序，列于家中第三子的童庸生正是“叔”字位序；而据张继琳核实的情况，其家中第二子童显祺的字号为“仲新”，第四子童显祜的字号为“季新”。

▲张继琳出示的《史记菁华录》中童庸生题字和印鉴图片

相关历史线索串联起来，共同指向：童庸生在赴成都求学之前在重庆就读的是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那么，时隔100多年后的今天，还能否在该学校的档案里找到当年童庸生的读书印记呢？

童庸生曾在川东师范读书五年

笔者通过深入搜寻，在尘封百年的川东师范学校档案里终于找到了当年的“童受祚”即童庸生，让童庸生的重庆读书经历有了一个完整链条的史证支撑。共有四份档案记载，分别如下。

一是1915年7月24日四川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杨霖呈报给四川东川道道尹的《四川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预科第七班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业成绩表》。其中显示：“童受祚”，“修身”86分、“国文”87分、“习字”86分、“英语”96分、“数学”72分、“图画”68分、“乐歌”88分、“体操”90分，合计总分673分，在全班排前第5名；“操行评语”为乙（绝大多数为乙），“受业时数”为386时。

二是1915年7月24日四川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杨霖呈报给四川东川道道尹的《四川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预科第一部第七班第一学年第三学期学业成绩表》。其中显示：“童受祚”（见下图），“修身”65分、“国文”60分、“习字”76分、“英语”90分、“数学”88分、“图画”83分、“乐歌”87分、“体操”90分，合计总分639分，在全班排前第2名；“操行评语”为乙，“受业时数”为550时。此外，“童受祚”的“身长”为411分（4.11尺），约1.4米高，在全班排后第2名；“体重”为92磅，约有84斤，在全班排后第1名；“脊柱”为“正”，“体格”为“强”。

▲《四川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预科第一部第七班第一学年第三学期学业成绩表》（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三是1919年4月20日四川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文寿昌（即文伯鲁）呈报给四川东川道道尹的《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七班学生住校日期暨教科用书表》。其中显示：“童受祚”，从“民国三年”到“民国八年”共5学年15学期都是在“本校”住校（当年学制安排1个学年有3个学期）。

四是1919年7月5日四川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文寿昌为办理学生毕业证书呈报给四川东川道道尹的《四川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第一部本科第七班毕业学生表》。其中显示：“童受祚”（见下图），“年岁”为19岁，在全班毕业学生中年龄最小；“籍贯”是“江北”；“入校年月”为1914年8月，“毕业年月”为1919年7月；“毕业总平均分数”为83分，在全班毕业学生中排前第2名。

▲《四川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第一部本科第七班毕业学生表》（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从上述四份档案材料，可得出如下结论：（一）童庸生1914年8月考入四川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就读第7班，修业满5学年15学期，全程住校，于1919年7月毕业；（二）童庸生在校期间学业成绩名列前茅，其中，“英语”、“图画”、“乐歌”、“体操”等课成绩尤为突出；（三）童庸生在校时应该个头不高、体形瘦小，至少在他入学的第一学年底即在他16岁左右的时候是如此。

新发现的这些档案材料不仅证实了童庸生在重庆就读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的经历，而且还呈现了童庸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和身体状况，较为立体鲜活地展示了童庸生学生时代形象，是童庸生人生履历的珍贵印记，也是丰富相关研究和宣传的宝贵素材。

时过百年，印记犹存；以档为凭，终有定论。这对于童庸生本人、对于他的亲属及其后人、对于所有记挂着和崇敬着革命先烈的人们，都是幸事。但同时也要看到，有关童庸生等革命历史人物的档案印记还存在较大的进一步探寻的空间。作为档案人，以档案追寻英烈足印，以档案缅怀革命先驱，以档案再现红色历程，是我们的职业本分，更是责任担当。

供稿：市档案馆档案保管处

作者：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