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时期，卢作孚贡献卓著。负责水陆运输，组织宜昌大撤退，抢运大量人员物资；主政四川建设，推动农、工、交发展，夯实抗战后方；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提出“几何计划”保障粮食供应；其民生公司全力运送川军与物资，自身损失惨重，全方位行动为抗战提供大力支持……事实上，卢作孚的抗战情怀还要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沦陷后，卢作孚立即挺身而出，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站到了西南爱国救亡运动最前列。

国难当头  救亡意识的觉醒与萌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卢作孚主政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江巴璧合特组峡防团务局（下称北碚峡防局）迅速做出反应，其机关报《嘉陵江日报》对事件进行了及时报道，北碚成为西南第一个反应该事变的地区。

1931年9月21日，卢作孚致信峡防局副局长熊明甫，特别提到即将到来的双十节“乃国民教育一大良机也”，另请熊明甫商黄子裳等将东北问题亦向民众宣传。次日，他又从重庆致函峡防局各主管人员，发表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并对峡防局应对之策作出指示。函中写道，九一八事变“非偶然激于意气之举，日人之处心积虑，非一朝夕。去年游历东北，即深觉之。读关于东北之一切著作，尤其出于日人之笔者，更可明了矣”。他认为此事关系重大紧迫，“吾人不可不加以深刻之研究！”对各股负责人如是讲道：

请各领导人员，倡读东北问题诸书，搜集万宝山案以来事实，加以整理。万分希望全国自当局以至人民，经此刺激，有所振拔，顾以以往事迹证之，最显著莫如中日交涉之役。曾几何日，便以置诸脑后，吾人不能望诸远大，乃不能不退而自责，“集中精神”“加速前进”，期以事业所著之成绩，影响周围，促成一般人由作人群之活动，以有人群之认识……力须完全用在公众身上，乃能振起一时萎靡之习，而矫各为一时、各为一己之病。

为此，卢作孚开出了两剂药方。一为组织大家研读关于东北问题的书籍，让峡区人人都能真切感受到，东北的苦难就是我们自己的苦难。二为化国难民危的忧患为地方建设的动力，“振起一时萎靡之习”，集中精力，“期以事业所著之成绩”。

东北之行  危机洞察与理念启迪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卢作孚为何要指示以维护地方治安为职责的峡防局职员开展东北问题学习和讨论呢？这还得从一年前的出川考察谈起。1930年7月，为川整顿江航运业、建设地方教育和发展民生公司，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北碚峡防局局长和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率领一支由民生公司、峡防局、北川铁路公司等单位组成的七人考察团赴东北、华北、华东参观考察。行至东北，卢作孚和考察团敏锐觉察到日本对满蒙乃至整个中国觊觎已久，经营手段缜密高效，侵略之心昭然若揭。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在卢作孚心中油然而起，其日记记述可见一斑。

7月18日，卢作孚一行刚结束东北考察，来到天津。翌日，考察团在参观南开大学时，受到校长张伯苓热情接待。交谈中，卢作孚向张伯苓讲述了他们刚刚结束的东北之行，对所见所闻日本在东北的疯狂野心表达了担忧和极大愤慨，痛感如今的东北似乎已非中国人所有。一席话让张伯苓触动颇深。东北局势正是张伯苓当时最关注的问题，他介绍南开大学正组织东北研究会，并向众人展示了近期研究成果。原来1927年9月张伯苓到大连等地考察东北情况，目睹日本欲侵略中国之企图，深感“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回校后即筹备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专事收集满蒙问题之材料，而用科学的方法，以解决中国之问题”，组织师生亲赴东北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收集日本侵略东北的铁证。卢作孚看后大为感动，深受启发。

迅速行动 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

回北碚后，卢作孚立即决定在北碚峡防局也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要求峡防局全体机关人员参加，都来关心东北问题。1930年9月，他将考察期间所写日记集结以《东北游记》单行本发行，其在书中感叹“这一次东北问题予我们以很深刻的刺激，应该激起我们稍稍加以研究了。”游记问世后深受欢迎，因“记述周翔，读之如身临其境”，让各方友人爱不释卷，纷纷致函求赠或购买，一时洛阳纸贵，“每以不全为憾”。

▲1932年重庆书店发行的《青年世界》连载《东北游记》（重庆市档案馆藏）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首先想到的应对之策便是组织峡防局职员研究东北问题。1931年9月27日，卢作孚于前往宜宾的行船上致峡防局的信中写道，“东北问题，总是时时刻刻萦绕在心里，不知这三两天的消息又是怎样的？”对东北时局的关心之情跃然纸上。

接到卢作孚指示后，峡防局各主管即于1931年9月23日举行会议，在北碚发起并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由峡防局和民生公司人员参加。他们把学习内容分为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五大类，分别由峡防局各机关负责人牵头组织学习。其中，文化类包括教育、新闻、慈善等，由峡防局教育指导员张从吾等负责；政治类包括移殖、警察、外交等，由峡防局政治股主任黄子裳等负责；经济类包括农业、工商、矿业等，由聚兴诚银行经理伍玉璋、峡防局工务股主任缪成之等负责；军事类包括海陆空等，由卢子英等负责；交通类包括邮、电、 路、航等，由局长卢作孚本人负责。

多措并举  保障研究工作深入开展

东北问题研究会成立后，峡防局便出台了《峡局职员对于东北问题研究办法》。峡防局机关全员加入，担任研究者分科组织为团体，规定“每团体读书须列问题之纲目”，“每日午后到图书馆为集团研究时间。”要求每一分科研究之团体须集中整理报告个人已读之书、须借应读之书，每周召开一次东北问题读书会。研究之目的在于“试为政府拟出应付之办法”“试为国民拟出应付之办法”“试为吾人拟出应付之途径”。

▲《峡局职员对于东北问题研究办法》（重庆市档案馆藏）

峡区图书馆为此专门准备两个房间作东北问题研究室，并添制东北地图及中西历对照表与各国对照表，以供参考。另外，还专门筹办东北照片展览，并陈设武器，广泛开展宣传动员。除了各职员对东北问题作专门研究外，负责峡区治安警戒的常备队及北碚特务队也加入其中，“每周除训练学术科外，更兼教以东北各种问题，俾得知东北现况，促进其爱国热诚。”

此外，卢作孚对峡区成员参与东北问题研究提出了考核要求，“全局职员读东北问题的书，应将章节及要点逐日填记《生活日报》”，由政治股进行考核并通报，所属人员要一体遵守。这项规定得到了严格落实，在峡防局大事记、工作月报等台账中就详细记载了职员讨论会迟到早退及每日填缴《生活日报》缺席情况等，其中亦不乏对黄子裳等管理人员的相关通报。卢作孚胞弟、负责东北问题军事类研究的卢子英等就因未在规定时间提交研究结果被通报，每人予以罚金一元，“拨作民众学校具领支用”，并责令限期补交相应成果。由此足见卢作孚对东北局势关注至切，忧心之重，同时亦反映出其管理要求之严格与公正。

“搜求图书应由图书馆尽力设法”，为保障会员研究的材料支撑，卢作孚安排峡区图书馆购进了大量与东北和日本有关的书籍。9月25日，卢作孚于江津致函黄子裳，提及“关于东北问题之研究，搜求新闻材料最为重要，宜图书馆与报社兼任之。读书范围应不限定蒙满，凡朝鲜、台湾以及日本皆宜搜求。”并要求购书不要仅限于重庆，应当向上海、北平等地进行函购。另外，在这年11月再版的《东北游记》单行本附录中，卢作孚开列了近170种有关东北问题的图书目录，包括编著译者、出版书局和定价，为研究者提供了系统的资料线索。他希望同人“最好于读书的时候，看看日本人的研究方法，然后明白东北问题之所以成为东北问题了。”

1931年10月4日，为丰富研究资料，卢作孚致函张伯苓，提及上年夏天过天津参观南开大学时，得悉学校“有东北研究会之组织，研究中日满蒙问题”。近来，东北失陷，“深佩吾兄远识”。峡防局同人也想研究东北问题，苦于材料难寻，“拟请先进将研究所得检赐一份，俾作参考，并祈介绍研究资料，以便购买。此后研究如有疑问，更盼指导。”又请求“贵校所出南开校刊，亦盼惠赠全份，借观勋业。”可见，卢作孚在北碚峡区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不仅是对时局的敏锐回应，还希望通过系统、深入研究东北问题，引导峡防局人员在资料搜集、课题研讨中，摒弃浮躁，培育求真务实之风，以期取得研究成果和实效。同时，以东北沦陷为镜鉴，唤醒全体人员的爱国热忱与民族气节，让忧患意识深植心间，时刻铭记国土沦丧之痛、民族危亡之艰。

▲1931年10月4日，卢作孚为搜集东北问题研究资料致张伯苓的函（重庆市档案馆藏）

成果斐然 知识体系构建与意识传播

很快，研究会便构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东北知识系统，大体以东北史地和中日关系为总论，囊括地理、交通、交涉、文化、军事、政治、经济等八个方面，涵盖了日本经略东北主要情形。每个方面之下，又设计了具体题目，突出需要注意的关键环节。比如“总记”，包括东北问题总论、满洲之国际关系、满洲的中日关系论、从日本方面所见之满蒙、日本侵略满洲的主要工具、满洲的历史研究、我国方面所见的满蒙等。在政治方面，包括日本政党、对华政策、日本在东省的政治势力、殖民等项。其中“殖民”项下又包括日本殖民我国情况、日本反华势力的增长、日本人在满洲的职业、殖民区域、朝鲜人的北侵、东省之国权丧失等。在经济方面，包括日本人与东北、人口与移民、土地垦殖与地租、商业与运输等12项内容。

这一框架将原本零散庞杂的知识，整合成一套脉络清晰的学习体系。通过系统梳理日本在东北的经营方式、殖民手段与控制逻辑，工作人员能够快速把握问题的核心。随着学习的深入，最初仅由考察团骨干掌握的东北实况与救亡思想，逐渐灌输到峡防局全体成员之中。士兵和职员们不仅认清了东北危机的本质，更将这种认知转化为捍卫国土、救国图存的共同信念。

随着时局发展，1932年2月，东北问题研究会结束使命，峡防局工作重心转回地方事务建设。但前期研究与行动所积累的经验及激发的爱国热情，迅速转化为社会实践，为全民族抗战时期北碚成为大后方重要迁建区筑牢根基，卢作孚的抗日救亡理念以另一种形式延续，持续发挥作用。

作者：胡仁浩

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