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师从杜威，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创办南京晓庄师范、上海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发起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民主教育运动，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成为战时陪都。当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常务委员的陶行知，目睹山海工学团在战火中被毁，于1938年带领30余名师生及大量教育物资，沿长江逆流而上，历经40余日艰险跋涉抵达重庆。在北碚嘉陵江畔，这位始终坚信“教育是民族解放的武器”的教育家，望着载满书籍教具的摇晃木船和远处尚未散尽的敌机轰鸣，决心以重庆为基地，将教育救国与抗日救亡紧密结合，在烽火中搭建起特殊的“精神防线”。陶行知在重庆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教育实践和社会活动，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担当。

▲1946年7月，陶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亲笔题写“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悼词（资料图片）

岩洞课堂里的“生活教育”革命

在北碚夏坝的岩壁上，至今仍残留着烟熏的痕迹，这里曾是育才学校最早的教室。1939年春天，陶行知站在洞口，指着岩壁上一道天然的裂缝对孩子们说：“你们看，这道缝多像汉字的‘一’，我们就从这里学起。”30多个衣衫褴褛的难童睁大了眼睛。他们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随难民潮颠沛流离至此，手中还紧紧攥着捡来的炭笔头。

为了让流亡儿童能继续学业，陶行知创造性地将课堂搬进了天然岩洞。没有黑板，他就让学生用石块在地面写字；缺少课本，便带领师生自编《战时千字课》，把防空警报、救护知识都编进课文。有次敌机空袭警报响起，他反而让学生观察云层移动：“这是最好的自然课，记住风向才能判断敌机动向。”

最令人动容的是“晨耕暮读”制度。每天天未亮，陶行知就带着学生到附近农田劳作，他亲手教孩子们辨认蔬菜幼苗，说：“锄头是笔，土地是纸，汗水写出来的才是真知识。”傍晚归来，岩洞中点起桐油灯，他又变魔术似的拿出自制的幻灯机——用罐头盒和玻璃片做成，把重庆地图投射在岩壁上，给孩子们讲抗日前线的战况。

有个叫陈小梅的盲童总躲在角落，陶行知发现她对声音特别敏感，便专门为她改编了音乐课。他让孩子们采集不同的竹片，制作成简易排箫，在岩洞里演奏《松花江上》。当小梅用手触摸竹片振动，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时，陶行知在日记里写道：“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哪怕在岩洞里，这团火也能燎原。”

育才学校的“社会即学校”实践

1940年春，陶行知在合川草街子创办的育才学校终于有了简陋校舍，但他坚持“校门永远向劳苦大众敞开”。学校里既有难童，也有附近农民的孩子，甚至还有流浪艺人的学徒。陶行知常说：“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只会读书的人，是能在乱世里生根的种子。”

为了让教育贴近现实，他开创了“小先生制”。十二岁的孤儿王大牛学会记账后，每天放学后都要去镇上教商户识字，回来后再向陶行知汇报。有次王大牛委屈地说商户嫌他年纪小，陶行知笑着拍他肩膀：“你就告诉他们，孔夫子十五岁才志于学，你已经是小先生了。”这种“即知即传”的模式迅速传开，全校200多个学生，竟在周边村镇发展出500多个“学习点”。

在育才学校，“课堂”无处不在。厨房是化学实验室，学生们跟着厨师学习辨别食物酸碱；木工房是物理课堂，锯子、刨子成了讲解杠杆原理的教具；就连厕所都贴着学生自制的卫生标语。陶行知特意开辟了“战时服务团”，让学生参与空袭后的救护、物资运输，他说：“课本里的‘爱国’是空的，抬担架时的力气才是真的。”

1941年冬天格外寒冷，学校经费告罄，连炭火都买不起。陶行知把自己的皮袄当了，换回一批棉花，组织学生成立“棉被合作社”。孩子们自己弹棉花、缝被面，虽然针脚歪歪扭扭，却在劳动中学会了互助。当来视察的军官看到十二岁的女孩熟练地使用弹花弓时，不禁感叹：“陶先生把教育种进了泥土里，长出的都是钢筋铁骨。”

▲1944年10月18日，陶行知关于在抗建堂举行舞蹈音乐会 募捐教育经费给重庆市社会局局长的呈（重庆市档案馆藏）

难童工厂里的“教学做合一”实验

1942年，陶行知在重庆市区化龙桥创办“难童工艺厂”，这是他教育理念最激进的实践——让失学儿童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知识与技能。工厂里，孩子们既能制作肥皂、毛巾等日用品，又能学习算术、化学知识，产品销售收入全部用于办学。

十四岁的张小三进工厂时只会写自己名字，陶行知发现他对机械有天赋，便让他跟着铁匠师傅学习。同时专门为他设计课程：计算铁块重量时学算术，辨认金属材质时学化学，绘制工具图纸时学几何。三个月后，张小三不仅能锻造锄头，还能算出不同钢材的淬火温度，他在日记里写道：“原来打铁也能当学问做。”

陶行知特别重视“双手脑并用”。他在工厂墙上画了巨大的“能力树”，每个枝丫代表一种技能，学生掌握后就能贴上自己的名字。有官员来考察，质疑这种模式“不像学校像作坊”，陶行知当即让学生演示制作油墨时讲解松烟与桐油的配比（化学），计算成本时运用分数（数学），包装设计时融入美术知识。官员哑口无言，最终不得不承认“这才是真正的实用教育”。

最动人的是工厂的“黄昏研讨会”。每天收工后，陶行知会带着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结合当天的劳动讨论社会问题。做肥皂的孩子发现原料涨价，就研究“为什么奸商要发国难财”；织毛巾的女孩则思考“怎样让前线士兵用上更结实的毛巾”。这种把劳动与社会思考结合的方式，让教育真正成为改造社会的利器。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这些在工厂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有的加入了兵工厂支援前线，有的回到农村推广改良农具，正如陶行知预言的那样：“我们培养的不是温室花朵，是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匠人。”

▲1941年3月，陶行知关于组织育才学校自然组学生到兴业公司钢铁部考察给该公司负责人的函（重庆市档案馆藏）

奔走呼喊的抗日救国先锋

在重庆的岁月里，陶行知不仅是教育者，更是抗日救国的积极践行者。1939年，他联合文化界人士发起“战时教育运动”，在《新华日报》发表《战时教育的三大任务》，疾呼“教育要为抗战服务，要培养能打仗、能生产、能团结的国民”。他利用育才学校的师生资源，组建了“抗日宣传队”，深入重庆周边的乡镇、工厂、军营，用文艺形式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

宣传队的成员大多是十几岁的孩子，陶行知亲自为他们编写剧本、歌曲。《放下你的鞭子》是他们常演的剧目，剧中少女的悲惨遭遇总能让观众热泪盈眶，每当演到“我们要团结起来，把侵略者赶出去”时，台下总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有一次在合川的一个小镇演出，一位曾当过兵的老农深受感动，当场拿出积攒的几块银元，说要捐给前线的战士。陶行知握着老农的手说：“您的这份心意比银元更珍贵，这就是我们宣传的意义。”

除了文艺宣传，陶行知还积极参与募捐活动。1941年，他发起“一碗饭运动”，呼吁重庆市民每天节省一碗饭，将节省下来的粮食和钱款捐给前线和难童。他亲自带着学生在街头宣传，向过往的行人讲述前线战士的英勇事迹和难童的苦难生活。许多市民被他的真诚打动，纷纷慷慨解囊。在他的努力下，“一碗饭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前线筹集了大量的物资，也让更多的难童得到了救助。

陶行知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他多次会见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及各界爱国人士，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他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演讲，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为抗日救国事业摇旗呐喊。

▲私立育才学校关于组织观看《大地回春》《屈原》给北碚三峡管理局局长的函（重庆市档案馆藏）

陶行知先生在重庆筚路蓝缕的岁月，是其人生最为艰难亦最为璀璨的华章。他怀抱“教育救国”与“抗日救国”的赤忱信念，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革新理念，毅然冲破传统教育的樊笼，为战时中国教育开辟出充满生命力的崭新路径。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他广纳难童与失学少年，不仅传授知识，更锤炼其生存技能、劳动本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使他们在战火纷飞中得以茁壮成长，深刻领悟责任与担当。这些受其精神感召与智慧滋养的学子，日后或投身烽火前线（抗战期间育才学生百余人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或成为建国栋梁（毕业生中30余人担任新中国省部级干部，如国务院原总理李鹏、著名作曲家杜鸣心等），或在教育、科技等领域熠熠生辉，皆成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陶行知先生更以教育为利剑，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意志，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募捐活动及对统一战线的积极推动，有力凝聚了全民族抗日伟力。他以一介书生之躯，生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大义，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一面高扬的精神旗帜。其于山城的教育实践，不仅以知识的火种照亮了战时黑暗，以爱国的炽热点燃了民族希望，更以其无与伦比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担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积淀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启迪。陶行知先生的光辉精神，将如不朽明灯，永远激励后人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

作者：肖朗（重庆市档案馆特约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重庆精神文明建设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