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民族危亡关头，为打通第二次国共合作之路，与中共中央一直保持联系的宋庆龄积极为国共谈判搭桥，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她与何香凝、宋子文、冯玉祥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妇女抗战后援会”“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通过抗日演讲、撰写救亡文章、募捐等方式领导妇女、华侨及国外进步团体、国际友人的抗战救国和海外援助等工作。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两次赴渝巩固和扩大国际国内统一战线，为支持抗战艰难奔走。

第一次赴渝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为打击敌人和消除汪伪企图“分裂”中国的影响，次日，宋庆龄就同宋霭龄、宋美龄联袂赴渝，访问大后方，以示团结御侮、共同抗敌。

▲宋庆龄、宋霭龄与宋美龄在重庆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病员（重庆市档案馆藏）

宋氏三姐妹到达重庆后，视察访问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到重庆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病员，会见各界民众，多次发表演讲，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反对汉奸、反对分裂。在三姐妹发表讲话内容中，宋庆龄的思想和言论与其他两人有着明显区别。她始终强调“工会”运动及妇运的政治意义，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政治民主化。

4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文章《欢迎孙夫人来渝》，高度称赞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后，“始终积极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宋庆龄应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的邀请，到《新华日报》报社营业部，看望工作人员。离开前，为激励军民斗志，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欣然写下“抗战到底”四个铿锵有力的大字，于4月8日刊发在《新华日报》。4月18日，宋庆龄在重庆通过电台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讲：“日本借着它拥有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经向世界夸口说：要使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于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抵抗，现在已有三十三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世界人类，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5月9日，宋庆龄返回香港继续开展“保盟”的募捐活动。

第二次赴渝

1941年底，日寇开始进攻香港。12月25日，在“保盟”工作人员的坚决要求下，坚持工作到最后一刻的宋庆龄离开香港回到重庆。6个小时后香港沦陷。此时，身在重庆的蒋介石等人正处于皖南事变被揭穿后的狼狈处境中，对于在香港报纸及“保盟”的《新闻通讯》上揭露事件真相的宋庆龄等人十分冷淡，表面上佯作关怀，暗中布置特务监视其行动。在蒋介石为其安排的临时寓所中，她的一举一动都被列入《情报辑要》每天按时呈报蒋介石过目。中共中央南方局却对宋庆龄的再次来渝十分关切，特派邓颖超同志前往探望。两位老友相见，门窗外却密伏着众多耳目，犹如讨厌的苍蝇。邓颖超尚未及开言，宋庆龄就压低声音提醒：“谈话谨慎，有人监视。”周恩来在1942年4月发往延安的《关于重庆反共形势》的电文中，有一条专门通报了宋庆龄的处境：“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逢群众会，故意推孙夫人为主席团，但并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后来，宋庆龄委托弟弟宋子文，通过外交部方面的途径，在两路口新村物色到一幢房子，尽管她仍然受到特务的监视，行动却方便很多。

▲宋庆龄抗战时期在渝临时寓所“松籁阁”（重庆市档案馆藏）

随着战局的恶化，机构及人员遭受严重破坏的“保盟”将总部迁到重庆的两路口新村5号（原新村3号），一部分“保盟”委员也陆续从香港来到重庆。周恩来特意把廖梦醒从澳门调到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德籍友人王安娜也经常协助宋庆龄工作。在中共代表团的帮助下，宋庆龄重新组织起“保盟”中央委员会。“保盟”迁渝后的紧迫任务就是争取友好国家不断援助中国抗战。经过宋庆龄的努力，“保盟”与国际援华团体再度恢复了联系。这些组织包括：美国援华会、医药援华会、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援华机构，尤其是得到了美国劳工组织的援助。

像从前在香港时一样，“保盟”所筹捐款和物资，绝大多数都用于支援特别困难的抗日根据地，因而国民党社会局总是想方设法追究捐款和物资的数目、分配和用途，担心它们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为应付当局盘查刁难，“保盟”的来往账目有两份。一份是公开的，用中文书写；另一份是秘密的，用英文书写。这样即使有人想来找岔子，也无从查起。给陕甘宁边区运送物资，沿途要通过国民党的重要封锁线，十分困难。宋庆龄为此智计百出，时而转交八路军办事处车运，时而通过国际友人交邮，时而利用美军飞机空运，时而交外国医疗队带走。在这些物资上，往往写有“孙夫人寄”的字样，国民党军警不敢扣押。

▲报纸对宋庆龄等人联名电告蒋介石制止内战祸国行为的报道（重庆市档案馆藏）

战时局势瞬息万变，但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宋庆龄，决心与共产党共进退。1943年3月，蒋介石公然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反对共产主义，指责八路军和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提出要在两年内解决共产党，为新的反共高潮作思想舆论准备。鉴于此，宋庆龄在3月的重庆各大报社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对当下时局的看法：“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该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的胜利。”1945年8月30日，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会见宋庆龄，感谢她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为边区人民，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9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办茶话会，招待在渝各援华救济团体人士，宋庆龄代表“保盟”应邀出席。她在会上表示，今后将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继续予以援助，与各界人士团结奋斗，共建新邦。

▲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关于寄送捐款清单致宋庆龄的函（重庆市档案馆藏）

在重庆期间，宋庆龄除主持“保盟”工作，支援抗日根据地外，还视察伤兵医院和重庆防空设施，多次接见妇女代表，亲手向保育院分发物资，观看孩子们的演出。她把民众的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来渝之初到1944年，她先后组织过为河南水灾募捐的国际足球义赛、救济广东灾民的国际音乐会义演、赈济湖南灾民的书画义卖和舞蹈演出、援助贫病作家文艺晚会，吸引各界人士和外国在华友人慷慨解囊。她的日程安排充实而紧张，充满着对祖国的前途，对人民的命运，对妇女儿童幸福的关切和希望。

1945年底，宋庆龄离开战斗了多年的重庆返回上海，着手筹办中国福利基金会。就是在这座雾蒙蒙的陪都，在这充满高尚与卑劣、清廉与贪婪、进步与倒退的斗争漩涡里，她始终保持着清澈的心灵与坚定的意志，凭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许多至关重要且他人难以替代的支持。她的光辉形象与不朽贡献，深深镌刻在山城人民的记忆之中。

作者：马念

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