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档映巴渝 | 为建设新西南提供坚强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党建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南局（以下简称“西南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狠抓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执政党建设积累了经验。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西南局进驻重庆后，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无组织、无纪律、违反政策的现象屡有发生。在剿匪问题上，有的地区未经上级批准，放弃必要的镇压；有的地区不经请示报告，随便制定政策、乱出布告。
▲1950年11月1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规定》（部分）。（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面对这种情况，西南局要求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1949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常委第一次办公会议上重申，必须坚持“两月的汇报制度”。他指出：进入大西南以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种工作政策性很强，必须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汇报，综合情况两月汇报的制度。1950年11月1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印发《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规定》，要求各省、区、市及有关单位和部门每两个月作一次综合性书面工作报告，每一项中心工作结束时作全面总结报告；凡有关政策执行的重要决定、指示、命令、规章、条例及重要调查统计数字等，应同时上报两份，此外还对报告的主要内容作了详细规定。通过规范请示报告制度，保障了上级及时了解、掌握和检查政策执行情况，及时纠正错误倾向，掌握和推广局部地区好的经验做法，顺利实现上下统一、步调一致。
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除事关重大、复杂或敏感性问题在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外，还严格履行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的工作制度。根据《邓小平年谱》等公开文献统计，从1949年12月率部进驻重庆至1952年7月调离，他报送中共中央或毛泽东的文电至少有99份，其中至少有30份得到毛泽东肯定性批示，绝大部分报告被批转各中央局作工作参考。
强化组织建设
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党员、干部数量较少且成分复杂，老区和当地干部不足6万人，加上西南服务团1.7万余名学生干部，撒在西南广袤的土地上，任务繁重与干部奇缺形成巨大反差，一时间，出现了区县、厂矿、学校向市、省要干部，市、省向西南局要干部的现象。大多数党员集中在军队和党政机关，一些工矿企事业单位没有党支部，甚至没有一名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亟待加强。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员因为能力和安全等因素不愿意公开身份，有些地方不放心使用新分配的年轻党员、干部，邓小平批评这种用人现象是“小手小脚”“三寸金莲”。
针对这些问题，西南局通过公开党的组织、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党员、大量培养年轻干部等系列措施，有效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西南地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西南局按照中央要求，借鉴老解放区先进经验，积极进行公开建党。1950年6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在整风的基础上把党公开。中央局准备发一个指示，无论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党都要公开。公开的好处很多，老区都有经验。有的同志怕把表现不好的党员公开出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公开建党的方针在西南地区很快得到贯彻执行。20日，中共重庆市委发布《关于公开党的支部的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将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的党支部于7月底前全部公开。
发展党员，特别是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充实党组织力量是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11月12日，西南局印发《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指示》，明确无论工矿、农村、机关、学校发展新党员，都应采取重点实验、逐步推广、稳步前进的办法，并要求至1952年底在全区产业工人中发展6%左右的党员。经过努力，西南地区从1952年6月至1953年11月，新发展党员160602名，新建党支部10389个。
西南局十分重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提出了一系列干部选拔方针和策略。1950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指出：“把资格作为提拔干部的原则就错了，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文件中只有德、才二字，如果讲资格，就会阻碍我们提拔新干部。一个区级干部搞一个厂比地级干部搞得好，我们就要这个区级干部；一个青年团员比一个十年党龄的党员收税收得好，我们就要这个青年团员，不冲破这一点就不能前进。”按照这一思想，西南地区面向城乡基层单位，从参加接管和工厂、码头民主改革以及农村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加强对少数民族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开办学校、举办各种训练班，从青年学生中吸收大量干部；对留用人员实行教育改造、量才录用方针……在较短时间内，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迅速壮大。
加强纪律建设
随着全国解放事业的推进，大西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取得胜利的形势面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但少数党员、干部经不起进城的考验，滋生出享乐腐败蜕化思想。有人不顾大局，为单位和个人争房子、争汽车；有人以功臣自居，闹级别、闹待遇，甚至公开伸手要官；有人留恋大城市生活，不愿意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和小城市开展工作；等等。
西南局针对享乐腐化之风开始抬头的问题，召开了专门干部会议。1950年初，邓小平在西南局和重庆市机关县团级以上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作出严肃批评：“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争房子、要车子。房子要大的、车子要小的，说什么走上五里腿就痛了，进了重庆这才几天，腿也变得娇贵，变成‘五里腿’了！过去在山沟里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了城腿就痛了，非坐车不行。我看这是享乐腐化思想在作怪。‘五里腿’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对各种不良倾向，必须作无情的批判和斗争，以保持党的纯洁性。”随后，西南局成立机关用房用车清理委员会，邓小平亲自担任主任负责此项工作，对多占房屋和汽车，对限期不退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党纪政纪处理。
1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各军区、各区党委、各兵团、各军及二野直属队发布《关于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通知》指出，“我们部队干部中有些人以为革命胜利了，该享福了，腐蚀起来，什么艰巨的建设任务并未想到，广大的基本群众与下级干部战士的生活并未见到，这是何等危险而最可怕的现象！”邓小平主张纠正不正之风，“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为了解决重庆房子不够住的问题，西南局制定了一份严格的房屋使用规定，要求“高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多余房子用来出租，增加国家收入”。
正人必先正己。面对西南地区办公、住房紧张的局面，刘伯承、邓小平率先垂范，两家人挤在一幢楼房里，既住家，又办公。就是在这狭小的办公、生活环境里，他们领导了重庆的接管工作，实现了云南和西康的和平解放，指挥了成都战役、西昌战役，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0年11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颁布《西南区各级行政工作人员奖惩暂行条例》的令（部分）。（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通过一系列党的纪律建设和作风整顿，党员、干部中的不良风气很快就被刹住了。2月27日，西南局发出《执行中央关于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的指示》，西南地区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陆续建立。11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西南区各级行政工作人员奖惩暂行条例》，进一步加强了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为建设人民的新西南提供了坚强保障。
作者：市档案馆 周永圣
来源：《中国档案报》2025年7月11日 总第4313期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