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依靠领导班子自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

在重庆党史中，有一份弥足珍贵的会议记录档案，记录了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地委”）召开的首次民主生活会情况。会议的主持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杨闇公。

这场民主生活会因何而开？又解决了什么问题？让我们翻开档案，去探寻这段永不褪色的红色历史。

▲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地委就解除杨洵、童庸生误会而召开的民主生活会记录摘页。中央档案馆馆藏

矛盾风波初显现

1925年7月，中共党员杨洵受党中央委派来到重庆，在党的隐蔽活动地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开展工作。来渝工作不到半年，杨洵感到种种不适。杨洵认为重庆团组织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强势，不仅插手自己负责的中法学校教职员事务，还时常质疑自己的工作态度。与此同时，重庆地委也有同志对杨洵颇有微词。种种误会与矛盾，让杨洵如鲠在喉，影响了工作热情。

1925年12月，倍感委屈的杨洵在重庆党、团组织主要领导人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之际，向党、团中央去信，汇报重庆党、团组织工作情况，反映重庆党、团组织存在的团体个人化等问题，以及与童庸生合作上的不愉快。杨洵的信引起了党中央对重庆党、团组织工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对重庆党、团组织内部团结问题倍感担忧。因此，在杨闇公、童庸生参加完国民党二大转道上海汇报工作时，党中央立刻召集二人及在上海的四川籍党员作了详细谈话，并反复叮嘱杨闇公、童庸生回重庆后立即召集党、团组织的负责同志和与此事有关的同志召开会议，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化解矛盾，带领党、团组织继续前进。此时的重庆，四川军阀白色恐怖正烈，刚成立不久的重庆地委肩负革命重任，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可能会给党、团组织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通过民主生活会化解内部矛盾迫在眉睫。

民主生活会化干戈

1926年4月15日，杨闇公主持召开了民主生活会，冉钧、童庸生、程秉渊、杨洵、张昔仇、李嘉仲、喻凌翔、刘成辉、吴鸿逊等重庆党、团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童庸生和杨洵分别陈述事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杨洵从与童庸生的隔阂说起，陈述童庸生的种种不是。而童庸生针对杨洵的意见，逐条回应相关情况，澄清了基本事实。与会的其他同志针对童庸生和杨洵陈述的内容进行确认，对双方提出诚恳的批评，态度严谨、言辞恳切、直指要害，让二人心悦诚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杨闇公虽与童庸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但在会上不偏不倚、公正严明，不打断在场任何一人的讲话，要求所有人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尽可能消除误会。在所有人发言完毕后，杨闇公对发言内容进行总结，指出童庸生存在“自信力太强、冲动性大，加以情感变换太大，做事要求很强，均易出现操切的毛病”问题，杨洵存在“工作太不努力，误认个人为团体，既有怀疑应先向地方解决，不宜站在团体外面去谈话”问题，恳切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奋斗。

最后，针对这次民主生活会，杨闇公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强调党、团组织成员要强化组织观念，“时时刻刻都应拥护团体的统一的，不要因一点小事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针对杨洵在信中反映的团体个人化倾向问题，杨闇公着重指出党组织是一个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整体，党组织“不是私人能够把持的，绝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党员应当严守组织纪律，维护党组织团结和集中统一。

宝贵启示永留存

此次民主生活会，是重庆地委成立后召开的首次民主生活会，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民主生活会，让杨洵和童庸生化解了误会与矛盾，放下了包袱。会后，与会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革命斗争中，为四川党组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杨闇公、冉钧、童庸生、刘成辉、杨洵等同志先后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重庆地委以更加团结、更具战斗力和纪律性的工作姿态，得到党中央的赞誉：“川省现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此次民主生活会，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担当、勇于纠错的光辉品格，为今天各级党组织开展好民主生活会提供了宝贵启示：要通过民主生活会，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严守组织纪律，增进组织团结，认真检视问题，在“红脸出汗”的过程中促进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规范，增强党组织的执行力、战斗力、凝聚力。

作者：市档案馆 王青青

来源：《当代党员》2025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