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1938年至1946年间，邓颖超前后五年战斗在山城。在这里，她置生死于度外，为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争取和平民主日夜操劳；为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四处奔波。回顾山城战斗历程，她，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工作者，更是父母的好女儿、丈夫的好妻子、青年朋友的好导师。在严峻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以身作则践行着律己敬亲、互助共进的优良家风，对后辈产生了深远影响。侄女周秉德回忆道：伯父伯母留下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优良家风。

严于律己  追求进步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邓颖超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团长，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理事等多重身份战斗在渝州大地，虽然革命工作艰巨繁重，但她仍时刻严格要求自己。1940年11月18日，邓颖超母亲杨振德在重庆逝世，19日在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举行葬礼，邓颖超处理母亲葬礼善后事宜时，发现豫丰纱厂总经理潘仰山赠送的礼金，随即致信潘仰山退回礼金，信中写道：承赠奠仪，殊深感谢！惟先母此次逝世，除花圈挽联外，余均不敢领，故仍将原款奉还，千祈原谅为幸。邓颖超对金钱严于律己，是坚守优良家风的直接体现。

▲邓颖超致潘仰山的信（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1943年全党整风期间，身处重庆的邓颖超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精神，带头深入学习整风要求，检查自己思想，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总结出《自我修养问题》11项：（1）加强政治原则性的锻炼；（2）要坚持耐心，深入而专；（3）要坚持有理智，勿感情用事；（4）要打破小圈子和狭窄性；（5）要自重自爱、独立自强，勿自暴自馁，打破依赖性；（6）要谦和朴实，不骄傲、不虚荣；（7）要团结互助、关心妇女；（8）要有丰富的常识，提高文化的学习；（9）要永远保持上进心和朝气；（10）要有愉快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11）要善尽妇女的职责。切实把整风要求贯穿到工作、生活中，推动整风效果深化、内化与转化。邓颖超的严于律己、追求进步，塑造了优良家风的灵魂。

孝敬父母  尊重亲友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邓颖超、周恩来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并随抗战形势辗转迁移，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与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同样几经迁徙、颠沛流离。1939年5月，杨振德和周劭纲辗转至重庆，先住曾家岩，后搬迁至红岩村居住。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杨振德与周劭纲返回贵阳。1940年4月，周恩来从苏联养伤返回重庆，杨振德与周劭纲再次到重庆，杨振德却不幸于1940年11月18日逝世。

邓颖超虽长期忙于革命工作，但从未忽视对母亲的关爱，常以书信向母亲报告生活状况，了解母亲动态，相互鼓励支持。邓颖超在母亲葬礼上说道：“我一定坚守母教，坚定忠于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为阶级斗争到底！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在全中国面前，在女同胞中，我要更加自律严谨，绝不做一件对不起母亲、发生坏影响的事。我要积极地努力着起模范的作用，应不致有辱刚强贤良的母教、母德、母仪。”在回忆母亲时说：“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邓颖超对爹爹周劭纲照顾同样极尽周详，1942年周劭纲突患疟疾，此时正值周恩来生病住院，邓颖超多番邀请名医诊治，并常侍汤药于床前，直至老人去世。

同时，邓颖超对革命同志与朋友关爱有加。成都地下党员贾唯英回忆道：“1940年我从延安回川治病，与周恩来邓大姐同行半月之久，邓大姐每到一处，都要问我们这个车上有生病的吗？有晕车的吗？”对同志细致的关心照顾使人终身难忘。1945年12月，邓颖超从延安回重庆，将延安人民“土办法”生产的毛料作为礼品赠予同事与朋友，特嘱将其中一份赠予重庆企业家胡光镳及夫人孙德，孙德早年参加进步剧团，全民族抗战后曾在新华日报短暂工作，结婚后与我党交往逐渐疏远，但邓颖超仍真诚的关怀着她。邓颖超以自己对父母的孝敬，对同志、朋友的关爱，推进了中华传统家风的守正创新，孕育着蕴含共产党人精神特质新家风。

伉俪情深  互助共进

邓颖超在重庆期间，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且肩负照顾周恩来生活与协助工作的重任。在生活上照顾细致周祥，当红岩村物资匮乏时，邓颖超自己吃馒头稀饭，却将鸡蛋让给周恩来，以确保周恩来必要营养保障。在感情上予以慰藉支持， 1942年7月7日，邓颖超给因病住院的周恩来信中写到：“来：正以你为念，接到泰隆信，知你昨夜睡眠好，不曾受日间多人谈话的影响，悬念着的心，如一释重负，而感到恬适轻松！”“真的，自从你入院，我的心身与精神，时时是在不安悬念如重石在压一样。”温馨的关怀令人动容。1944年11月12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你走了三天。我可想你得太！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念殷殷！”“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的相聚之欢呢！”片纸传递着浓浓温情，给予家人最真挚的情感慰藉。

而工作中，邓颖超坚守“补位不越位”原则，总是力所能及的协助周恩来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将国共联合抗日推至危险境界。邓颖超和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一起，坚决贯彻党中央“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广泛的同国民党抗战派、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及国外友人接触，并巧妙利用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理事身份与宋美龄、李德全等交换意见，转达中国共产党要求，积极推动紧张局势缓和。为应付突然事变，邓颖超及时转移疏散了妇女团体中存在暴露风险的党员与进步分子，保存了主要工作阵地，保护了可能遇害的干部。

同时，邓颖超立足妇委会书记职责，妥善处理好南方局机关、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等青年干部职工恋爱、结婚、生孩子等问题，传授夫妻和睦经验，强调夫妻间要“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慰、互信、互让、互谅”，引导年轻父母妥善处理夫妻关系，做孩子们的模范，共同构建和爱家庭，积极培育优良家风。

追今抚昔，见贤思齐，邓颖超在斗争形势复杂的国统区，以坚定的信仰和高超的智慧，妥善处理好了对自己、对父母、对同志、对丈夫的关系，将对小家之爱推及大家之爱，孕育培养践行着律己敬亲、互助共进的优良家风，为新时期正确处理家庭关系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