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在重庆市开州区（原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一户农民家庭。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他胸怀“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的雄心壮志，在万州（原四川万县）参加反清学生军，从此开始了戎马一生，在各大战役中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建国以后，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后主动请缨创办军事学院，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刘伯承元帅一生自奉俭薄，廉洁奉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对家属子女和亲朋故旧也严格要求，他的革命家风誉满神州。 

▲国庆日刘伯承在解放碑检阅队伍（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礼送撞杆”正家风

1921年8月初，阔别家乡多年的刘伯承回到故乡。此时的刘伯承，已是川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的团长。每天到家里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为他接风洗尘的请贴，更是像雪片似的飞来。不过，凡是那些豪门大户谄媚捧场的拜访、宴请，刘伯承一概拒不应酬，都派副官出面回绝了。但如果是穷亲友来访或宴请，他都是亲自出面接待。

一天，一名叫程少安的农民，找到刘伯承说自己榨油房的撞杆被刘伯承的一个亲属搬走了，希望刘伯承“招呼”一下，把撞杆还他。

原来程少安的家就在刘家老屋隔壁，过去两家人曾因为堰塘水的使用，发生过矛盾，积怨已久。不久前，程少安兄弟几人在自家土地上新建了一座榨油房，紧挨着刘家院子。刚好，这个时候刘伯承回乡，刘家有些亲族认为自己有了靠山，便怂恿刘伯承的堂弟刘明书等人到程家油房，以榨油房败坏刘家风水为由，强行把撞杆给拿走了。撞杆是当时榨油的必须工具，没有了撞杆，作坊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事情发生后，程家兄弟非常生气。但当时全国正处在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四处混乱，军阀各占一方，就连地方官吏也全是由当地驻军委任。开县属于四川军阀管辖，刘伯承是第二混成旅的团长，可以说开县的官员们都是靠着刘伯承吃饭。告又不敢告、抢又抢不过，该怎么办？程少安听闻刘团长为人，从小就正直公道，猜想搬撞杆的事，他肯定不晓得，便决定找到刘伯承将事情原委禀报清楚。

刘伯承送走程少安后，生气地训斥刘明书等人：你们几个干的好事！凭啥子道理强抢程家油房的撞杆？……你们不要认为我当了团长，你们就可以逞恶逞霸，胡作非为。老实告诉你们，我是最痛恨那些欺压百姓的歪人的，我专要拔那些人的‘歪毛’。你们不要忘记我们刘家祖祖辈辈都是受过别人欺侮的啊……

当天晚上，刘明书按刘伯承的叮嘱，赶去附近集市上买了红布和鞭炮，第二天清晨，在一路鞭炮声中，把裹着红布的撞杆送回了程家油房。

以艰苦朴素为荣

刘伯承一生简朴，即使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简朴的生活习惯。西南解放后，部分党员干部革命思想开始松动，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滋生了贪图享乐的思想。邓小平、刘伯承等西南局领导人高度重视，要求西南区干部提高认识，纠正错误。面对西南区办公、住房紧张的局面，邓小平、刘伯承以身作则，两家人挤住在同一栋小楼里。

1950年11月，刘伯承受命到南京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们一家8口人住在北极阁一座二层小楼里，显得格外拥挤。学院营房部门几次提出要帮刘伯承加盖房子，或进行改建，但都被他拒绝了，“房子能遮风挡雨就可以了，不必翻修。眼下国家还很困难，朝鲜又在打仗，钱要用在刀刃上……”学院营房部门趁刘伯承到北京开会，在小楼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他回到南京后，严肃地批评了营房部门，“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了！”后来，他将这两间新平房分配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居住。

刘伯承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多着哩！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比住。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带个好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不得啊！”刘伯承艰苦奋斗的作风，也给了他的子女们以深刻的影响。儿子刘蒙曾说：“父母的这些言行对我教育很深，使我从小养成了俭朴的习惯。”

▲刘伯承和小女儿刘雁翎的照片（刘伯承同志纪念馆供图）

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一个

刘伯承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却十分谦逊，从不张扬，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苏联记者K·西蒙诺夫曾评价刘伯承：“他的谦逊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能说他是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一个。”

1942年，党中央为了振奋抗日军民的士气，扩大人民军队的影响，决定为刘伯承庆祝50岁寿辰。刘伯承知道此事后，非常不安地说：“搞复杂了嘛！搞复杂了嘛！不要这样搞，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打倒，群众还没有翻身嘛！”他怎么都不肯说出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最后，八路军一二九师只得选定12月16日作为他的生日（真实的生日是12月4日）。组织上决定给他过生日，刘伯承只好无条件地服从。12月16日这天，祝寿大会办得十分热闹。刘伯承对前来祝寿的同志们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在座的人无不被刘伯承那谦逊的品质所打动。

在胜利面前，刘伯承始终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一贯谦逊的品德。1950年，新中国已经成立，政权日益巩固，当刘伯承得知中央准备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后，随即致信党中央，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去办学校。他给党中央的信中写到：“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这在许多人看来并不理解，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位高权重，并且中央已有意安排他当总参谋长一职，而他却言语恳切地讲：“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1959年，刘伯承全家在北京钱粮胡同合影。前排左起：刘蒙（二子）、刘太迟（三子）、刘雁翎（三女儿），后排左起：刘弥群（二女儿）、刘解先（大女儿）、汪荣华、刘伯承、刘太行（长子）、刘佥泰（侄女）（刘伯承同志纪念馆供图）

不要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优越感

一直以来，刘伯承对妻子、对子女严格要求。他常告诫子女不能搞特殊，不要因为父亲是高级干部就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优越感，从而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希望子女们能够独立地生活，“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

有一次，刘伯承读到了一份调查材料。材料中提到某高校做了一次学生成绩调查，结果班上前10名中，没有1名干部子女。这份材料引起了刘伯承的担忧，他马上给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长子刘太行写信：“可能这是不全面的调查，但是要警觉的，干部子女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扭转某些落后的干部子女的坏意识，才能继承发扬革命传统。”

刘伯承要求子女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独立生活。为此，他立下了一条家规：子女成婚后，应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居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就住在单位分配的一间九平方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刘伯承同志纪念馆供图）

1986年10月，刘伯承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这样评价他：“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俭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境界。他对家属子女，亲朋故旧，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他的革命家风，深为大家所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