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高风亮节。1886年，董必武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董必武父亲为人朴实，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母亲是一位淳朴善良的农家妇女。董家与邻里以朴诚相处，颇受乡亲们的尊重。朴诚的家训和家风，塑造了董必武谦和朴实的性格。20世纪20年代董必武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时，增加了“勇毅”二字，定为校训。董必武一生都在践行着“朴、诚、勇、毅”的家训，从自己立德立身，到对子女和家人的要求。

1938年10月，董必武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先遣人员来到重庆，筹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并为《新华日报》建立新的分馆。1939年1月，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董必武任常务委员兼统战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从1938年10月来渝筹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到1946年5月随南方局东迁到南京，他的人生历程都与重庆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重庆的近8年时间里，董必武始终克己奉公、严于律己，走到哪里就把朴诚的家风带到哪里，留下了很多佳话。

艰苦朴素

董必武一生以艰苦朴素为本色，始终保持朴诚的家风。在南方局，董必武长期负责统一战线的工作，需要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和联系，打交道的都是锦衣华服的各界人士。有工作人员觉得，作为中共代表衣服不能太寒酸，建议为他置备几件像样的衣服。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民主党派人士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登上重大国际政治舞台。考虑到美国夜间天气寒冷，工作人员想为董必武添置御寒的衣物。董必武本来不同意，后来经过大家多次劝说，才在重庆购置了一件深棕色的毛呢大衣。董必武不仅穿着这件大衣出席了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地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后来还与周恩来一起率领中共和谈代表团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后，他又身穿这件大衣返回延安，这件大衣一直陪伴了董必武30个春秋。董必武逝世后，他的妻子何连芝将这件大衣捐赠送给红岩革命纪念馆。

董必武在重庆（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董必武的妻子何连芝是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比战争年代好了很多，何连芝也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很少添置新衣服，有时候，干脆把董必武的破旧衣服改一改就穿，她有一件西装就是用董必武的旧西服改来的。

董必武夫妇自己很节俭，也十分重视对子女艰苦朴素作风的教育培养。董必武的子女回忆说：“他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才更换。”董必武经常告诫孩子：“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绝不能高人一等。”“衣服虽然有补丁，但是只要干净整洁，这样别人在社会上同样会尊重你的。”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家里除了给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以及乘坐公共汽车的车费外，家里从来不给其它零钱和零食；孩子们到外地读书，董必武也只给学费、伙食费和一些必要的钱，并且要求必须记账。在给女儿董良翚、儿子董良翮的信中，董必武写道：“妈妈要良翚用钱记账，不简单是怕你多花了钱，而是要你胸中有数，并借以了解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这样做，养成习惯，你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不至于专从需要方面着想而要顾及可能了。”孩子们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也懂得了勤俭治家的道理。小儿子董良翮上中学时喜欢上了一双布鞋，他没有向父母提要求，自己默默地从车费中三分、五分地积攒，过了两年，终于买到了心心念念的那双鞋。

严于律己

董必武在多年革命岁月里，始终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在南方局时期，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费捉襟见肘、生活条件极其艰难，组织决定由董必武兼管办事处的财务及后勤工作。这个“管家”很不好当，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对各项开支的管理和监督都很严格，要把钱都用在刀刃上。董必武要求要想尽办法改善同志们的伙食，同时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次月底结算伙食费时，有6角钱的支出和账面记载有出入，账平不了。这件事情虽然只是一个小失误，但董必武十分自责，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后来他还就此事向党中央作了检讨。这件事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记忆。近半个世纪后，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村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谈起董必武为6角钱向中央作检查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董必武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子女、亲属都要求严格，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或逾矩的行为。他常常教育家人：“做人要有规矩”“做自食其力的老实人”，绝不利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为个人谋利益，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的亲友们看到他身居高位，找他帮忙的越来越多，提出的要求各种各样，包括想到北京上大学、想进城、想安排工作、想调动工作等等，董必武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明确说明不应该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的道理，又将这封通函分别寄给数十位亲友。这样一来，请求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也就越来越少了。

1969年，董良翮高中毕业面临就业问题。当时，大部分青年按照国家要求，要到农村插队锻炼，农村条件艰苦，而且一待就要好几年。董良翮也难免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向往着到部队参军，或者到工厂当工人。当时已经年近84岁的董必武如果想把孩子留在身边，满足孩子的愿望不是什么难事，但他明确表态：“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于是，董良翮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临行前，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条在战争中用了多年、打着补丁的旧毛巾送给小儿子作为鼓励，并叮嘱道：“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董良翮到农村后，董必武继续鼓励儿子自食其力、扎根农村，踏踏实实做个劳动人民。董良翮谨遵父亲教诲，在农村勤学苦干了10年。

董必武教育子女虽然很严格，但他和孩子们之间的交往却是平等的，这一点在他与儿女们的一封封家书中能深切感受到。他的女儿董良翚在信中批评他性子急，这位父亲虚心接受了批评：“你说我性子太急，也说得很对，我不仅性子急，对人的态度也过于严厉，有使人不敢接近或接近而不能尽其词的地方。”他更是决心要改掉毛病，并诚恳地对女儿提议：“你遇见我旧病复发时就提醒我，总会改掉的。”董良翚上中学时，有一年向父母隐瞒了要补考的事情，董必武知道后很生气，他生气的原因不是补考，而是女儿没有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他。在给女儿的回信中，他告诉女儿：他不仅是父亲，更是朋友，对朋友要以诚相待。董良翚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董必武家书》里深情地写道：“他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是我的朋友。”“他用自己的思想历程和他的坚守教育我，他的爱是矗立在我眼前实实在在的榜样。无论什么时候想到父亲，想到他不经意的话语，想到他深思熟虑的文字，总让我感到十分温暖、贴心。”

1975年4月7日，叶剑英在董必武追悼会上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要学习他一生坚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董必武朴诚的家训和家风，将永远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