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臂档案人刘维红：16年装订6000册带血丝的档案
在炮兵团侦察兵的哨位上，他用血的代价捍卫了祖国和平；在管理档案的兰台上，他用独臂书写着共产党员的荣誉。
16年，6000余卷用牙齿装订的带血丝的档案，接待近万名档案利用者，彭水县档案局馆务科科长刘维红，以一只独臂，生动诠释着平凡与伟大的深邃。
炮兵精英兰台独臂“舞针弄线”
当从炮兵团侦察兵哨位上，带着空荡荡的左袖管退伍回家时，所有人都认定，刘维红这个曾经的炮兵精英，今后也就那样了。近日，刘维红回忆往事，依旧心绪难平。
那是1993年，是时年21岁的刘维红人生的一道分水岭。
那一年，他光荣入党；那一年，他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获三等功；那一年，他参加部队演习意外炸断左手臂；那一年，他的团长为这个军事标兵必须退伍痛哭一场。
伤养好了，左手肘关节以下也没了，左耳也炮震性耳聋。医生诊断书上注明“面部大面积创伤”的诊断，直白点讲，就是毁容。
退伍，回乡，1995年按政策安置进彭水县档案局。刘维红至今选择性遗忘了那段回忆起来总感觉亦真亦幻的日子，因为他常会用早已截肢的左手拿东西，每次扑空后，要么暴怒一番，要么发呆半晌。
带着这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他开始了他的档案工作。很不幸，这份工作其实一点都不适合他。
我国清代前是没有“档案”一词的，在汉代，专司宫廷藏书的地方叫“兰台”，这算是档案的前身，因此档案也叫“兰台”。兰台的基本工作就是分类保管各种浩瀚的档案材料，绝对是个细致活。
档案局上班的第一个月里，刘维红感觉自己像梦游——踏着点上班，踏着点下班。不是他不愿干活，而是那些活没一样适合他。
接收的档案第一步需要整理。拟写案卷题名、打印档案目录这些相对好办，耐心点右手基本可以搞定。不过穿针引线、立卷装订时，耐心就帮不上什么忙。
炮兵总有点大炮脾气，当了一个月看客的刘维红提出要自己整理档案。领导沉吟良久，出于某种朴素的保护意识，答应了。
炮兵刘维红用仅有的一只右手，正式开始了“舞针弄线”。
用牙咬线装订6000卷档案
炮兵总是充满骄傲感，“别拿大炮打蚊子”是炮兵们最爱说的话。不过昔日炮兵精英拿起针线，才发现这寸许针头远比炮弹沉重。
挠破头皮，刘维红想出一招：嘴咬针头，右手穿针。
以为是妙招，可他没想到，咬住了针头，鼻子却遮住了视线。仅凭一只手的摸索，根本无法找到针眼所在。
无数次地试，刘维红的双眼为了聚焦鼻尖下的针眼，眼泪憋得哗哗直流。身边的同事偷偷瞅着，也眼圈通红。他们试图帮他，但他一笑置之：“不可能每次都帮吧？”
一次偶然，他看到了同事装订档案打孔时用的木板，密密麻麻的细小孔洞活泛了他的心思。
针尖插孔洞，右手拿捻好的线穿针眼。这一试，让刘维红欣喜若狂。不过这份狂喜没持续一分钟，最后剩下的两个线头让他傻了眼，这两个线头打上结才能算装订好。
两个软软的线头，一只有劲无处使的右手，刘维红此生都不曾想过，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会令他折腾了近十分钟。
勉强打好结，提起案卷，刘维红却一把摔在地上——因不是扎紧后打的结，案卷七零八落松散不堪，根本不合格。
无人的档案库里，这个面对真实炮火都从不皱眉的汉子，发出一遍遍无助的呐喊声。
发泄完毕，他操起剪刀一刀剪开接头，右手扯住一根线头固定，俯身咬住另一根线头，拼劲狂拉。
“嗤啦——”紧绷似弦的装订线毫不留情地在他下嘴唇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血口子。殷红的血，一滴滴晕染着装订线。他却没办法去擦一把，因为——他没有多余的手。
靠着牙齿的帮助，这个结终于结实地打上。只是，那本档案装订线上，也留下了他鲜血的印记。
刘维红在彭水档案局16年间，档案数量增加了4万余卷，这其中有6000余件，都是他这样一口一个牙印，一口数滴鲜血装订的。
16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能在众多的案卷中，找到那一卷卷带着血丝的案卷。
兰台楷模也流泪
男人信奉流血不流泪。刘维红结婚16年，妻子廖成容仅两次见过丈夫落泪。两次落泪，刘维红都哭得一塌糊涂，让身为妻子的她都倍感诧异。
2009年，刘父病重，前后两次赴重庆主城治疗。两次累计三个月住院期间，刘维红居然没请一天假看望，只利用周末探病。
刘维红其实是孝子，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身为老幺的他却独自赡养年迈的双亲。其母长达8年瘫痪在床，他硬是做到8年间没让老人生一次褥疮。
因不肯请假耽误工作，老父临终时，这个孝子无缘见上最后一面。父子再相见，已是阴阳两隔时。
刘维红因此长跪不起，清泪长流。
而另一次落泪，刘维红至今无法原谅自己。甚至，所有的亲友都无法原谅他。
“女儿两岁零三个月时，我让她一个人去上幼儿园……”22日，就这一句话，刘维红眼眶发红，再也不言。
那是刘维红黑色的一天。因新到一批档案，妻子要照顾瘫痪的母亲，刘维红让刚刚两岁零三个月的女儿，独自去一公里外的幼儿园。
十几分钟后，上班的同事说起路上一个孩子被撞。也许是心灵感应，刘维红冲向事发地。
现场，只有一只童鞋，正是女儿的。
发狂的刘维红冲向医院，医生告知，孩子大腿粉碎性骨折。
“他当时哭得腿都站不住了。”妻子廖成容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已经没了一只手，要是因为我的错，让女儿也……”10年后，刘维红封闭已久的情感闸门再次垮塌，一言既出，泣不成声，其情言语难述。
妻子怨过刘维红的坚硬，可她绝难想像，工作中的丈夫有着怎样的柔软。
2006年4月6日，两位老大娘查阅1958年“大战钢铁运动”期间档案，以作为领取退休金的凭证，却无果而终。
看着老人失望而去的背影，刘维红倔劲上来了。他独自查找了彭水县二轻局和劳动局六七十年代整整二十年的所属企业职工花名册，依旧没找到。
后来电话问到她们曾被抽调外出劳动过一段时间后，他又查县劳调部那二十年间的档案，最终找出该部1964年文档中一页便函存根，证明了她们的身份。
类似的倔强，在刘维红16年的工作中，反复上演了千百遍。
这16年中，他接待的档案利用者9663人次，查阅档案37547卷（册），复制档案162273页。这些档案集中起来，可以塞满一栋二层小楼。
“十多年来，工作担子我没歇过气，可家庭的担子我却没挑起来。”刘维红在全市档案局长培训班上的发言，如此概括自己16年的人生历程。而此时，他已是连续三年的优秀公务员，并获得县委县政府授予的三等功，以及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16年，6000余卷用牙齿装订的带血丝的档案，接待近万名档案利用者，彭水县档案局馆务科科长刘维红，以一只独臂，生动诠释着平凡与伟大的深邃。
炮兵精英兰台独臂“舞针弄线”
当从炮兵团侦察兵哨位上，带着空荡荡的左袖管退伍回家时，所有人都认定，刘维红这个曾经的炮兵精英，今后也就那样了。近日，刘维红回忆往事，依旧心绪难平。
那是1993年，是时年21岁的刘维红人生的一道分水岭。
那一年，他光荣入党；那一年，他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获三等功；那一年，他参加部队演习意外炸断左手臂；那一年，他的团长为这个军事标兵必须退伍痛哭一场。
伤养好了，左手肘关节以下也没了，左耳也炮震性耳聋。医生诊断书上注明“面部大面积创伤”的诊断，直白点讲，就是毁容。
退伍，回乡，1995年按政策安置进彭水县档案局。刘维红至今选择性遗忘了那段回忆起来总感觉亦真亦幻的日子，因为他常会用早已截肢的左手拿东西，每次扑空后，要么暴怒一番，要么发呆半晌。
带着这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他开始了他的档案工作。很不幸，这份工作其实一点都不适合他。
我国清代前是没有“档案”一词的，在汉代，专司宫廷藏书的地方叫“兰台”，这算是档案的前身，因此档案也叫“兰台”。兰台的基本工作就是分类保管各种浩瀚的档案材料，绝对是个细致活。
档案局上班的第一个月里，刘维红感觉自己像梦游——踏着点上班，踏着点下班。不是他不愿干活，而是那些活没一样适合他。
接收的档案第一步需要整理。拟写案卷题名、打印档案目录这些相对好办，耐心点右手基本可以搞定。不过穿针引线、立卷装订时，耐心就帮不上什么忙。
炮兵总有点大炮脾气，当了一个月看客的刘维红提出要自己整理档案。领导沉吟良久，出于某种朴素的保护意识，答应了。
炮兵刘维红用仅有的一只右手，正式开始了“舞针弄线”。
用牙咬线装订6000卷档案
炮兵总是充满骄傲感，“别拿大炮打蚊子”是炮兵们最爱说的话。不过昔日炮兵精英拿起针线，才发现这寸许针头远比炮弹沉重。
挠破头皮，刘维红想出一招：嘴咬针头，右手穿针。
以为是妙招，可他没想到，咬住了针头，鼻子却遮住了视线。仅凭一只手的摸索，根本无法找到针眼所在。
无数次地试，刘维红的双眼为了聚焦鼻尖下的针眼，眼泪憋得哗哗直流。身边的同事偷偷瞅着，也眼圈通红。他们试图帮他，但他一笑置之：“不可能每次都帮吧？”
一次偶然，他看到了同事装订档案打孔时用的木板，密密麻麻的细小孔洞活泛了他的心思。
针尖插孔洞，右手拿捻好的线穿针眼。这一试，让刘维红欣喜若狂。不过这份狂喜没持续一分钟，最后剩下的两个线头让他傻了眼，这两个线头打上结才能算装订好。
两个软软的线头，一只有劲无处使的右手，刘维红此生都不曾想过，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会令他折腾了近十分钟。
勉强打好结，提起案卷，刘维红却一把摔在地上——因不是扎紧后打的结，案卷七零八落松散不堪，根本不合格。
无人的档案库里，这个面对真实炮火都从不皱眉的汉子，发出一遍遍无助的呐喊声。
发泄完毕，他操起剪刀一刀剪开接头，右手扯住一根线头固定，俯身咬住另一根线头，拼劲狂拉。
“嗤啦——”紧绷似弦的装订线毫不留情地在他下嘴唇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血口子。殷红的血，一滴滴晕染着装订线。他却没办法去擦一把，因为——他没有多余的手。
靠着牙齿的帮助，这个结终于结实地打上。只是，那本档案装订线上，也留下了他鲜血的印记。
刘维红在彭水档案局16年间，档案数量增加了4万余卷，这其中有6000余件，都是他这样一口一个牙印，一口数滴鲜血装订的。
16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能在众多的案卷中，找到那一卷卷带着血丝的案卷。
兰台楷模也流泪
男人信奉流血不流泪。刘维红结婚16年，妻子廖成容仅两次见过丈夫落泪。两次落泪，刘维红都哭得一塌糊涂，让身为妻子的她都倍感诧异。
2009年，刘父病重，前后两次赴重庆主城治疗。两次累计三个月住院期间，刘维红居然没请一天假看望，只利用周末探病。
刘维红其实是孝子，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身为老幺的他却独自赡养年迈的双亲。其母长达8年瘫痪在床，他硬是做到8年间没让老人生一次褥疮。
因不肯请假耽误工作，老父临终时，这个孝子无缘见上最后一面。父子再相见，已是阴阳两隔时。
刘维红因此长跪不起，清泪长流。
而另一次落泪，刘维红至今无法原谅自己。甚至，所有的亲友都无法原谅他。
“女儿两岁零三个月时，我让她一个人去上幼儿园……”22日，就这一句话，刘维红眼眶发红，再也不言。
那是刘维红黑色的一天。因新到一批档案，妻子要照顾瘫痪的母亲，刘维红让刚刚两岁零三个月的女儿，独自去一公里外的幼儿园。
十几分钟后，上班的同事说起路上一个孩子被撞。也许是心灵感应，刘维红冲向事发地。
现场，只有一只童鞋，正是女儿的。
发狂的刘维红冲向医院，医生告知，孩子大腿粉碎性骨折。
“他当时哭得腿都站不住了。”妻子廖成容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已经没了一只手，要是因为我的错，让女儿也……”10年后，刘维红封闭已久的情感闸门再次垮塌，一言既出，泣不成声，其情言语难述。
妻子怨过刘维红的坚硬，可她绝难想像，工作中的丈夫有着怎样的柔软。
2006年4月6日，两位老大娘查阅1958年“大战钢铁运动”期间档案，以作为领取退休金的凭证，却无果而终。
看着老人失望而去的背影，刘维红倔劲上来了。他独自查找了彭水县二轻局和劳动局六七十年代整整二十年的所属企业职工花名册，依旧没找到。
后来电话问到她们曾被抽调外出劳动过一段时间后，他又查县劳调部那二十年间的档案，最终找出该部1964年文档中一页便函存根，证明了她们的身份。
类似的倔强，在刘维红16年的工作中，反复上演了千百遍。
这16年中，他接待的档案利用者9663人次，查阅档案37547卷（册），复制档案162273页。这些档案集中起来，可以塞满一栋二层小楼。
“十多年来，工作担子我没歇过气，可家庭的担子我却没挑起来。”刘维红在全市档案局长培训班上的发言，如此概括自己16年的人生历程。而此时，他已是连续三年的优秀公务员，并获得县委县政府授予的三等功，以及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